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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锋芒（第2页）

隋炀帝征讨高丽，以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为军事基地，因而给河北、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北发生大水灾，淹没了三十余个郡县，大批农民在谷价上涨、饥谨四起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土地。

而隋炀帝却不顾灾民的死活，加紧准备对高丽的战争。

这一年的十二月，邹平人王薄率众占领长白山，举起起义的大旗。

王薄自称“知世郎”

，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起来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贫苦农民大多投向了他，起义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

在王薄起义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平原人刘霸道聚众数万人，占据了“负海带河，地形深阻”

的豆子航；漳南孙安祖聚众数百人，占据了高鸡泊；清河人张金称则率众活跃于郇县的河渚地区；修县人高士达则聚众活动在修县一带。

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仍然发动了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陆军从涿郡出发，海军从东莱海口出发。

结果，在高丽军民英勇抵抗、隋军士气低沉不愿作战的情况下，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以大败而还告终。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不顾各地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和第一次东征的失败，又发起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

沉重的战争负担，迫使更多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投进了起义军的队伍。

这一年，济阴人孟海公、北海人郭方预、齐郡人孟让、河间人格谦、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人孙宣雅等人相继聚众起义。

各路起义军队伍，少则数万，多则十多万人，至此反隋农民起义已经形成第一次**。

在农民起义浪潮中，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大业九年，当隋炀帝率大军在辽东征伐高丽之际，负责运输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越国公杨素之子）在黎阳重镇起兵反隋。

为夺得国家政权，杨玄感提出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

的口号，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众有数千人之多，形势对他十分有利。

然而，杨玄感在战略上屡屡失误：从黎阳渡过黄河后攻打守备力量很强的洛阳，四五十天未能攻下，致使隋炀帝得以从辽东前线率大军返回河南洛阳；杨玄感匆忙中又率军西入关中，在隋军追击之下，连战连败，最后自杀身亡。

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隋炀帝杀戮了大批官员，统治集团上层人人自危，对农民起义军的反隋斗争的形势更为有利。

大业十年（614），一意孤行的隋炀帝不顾危亡在即，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

然而，农民起义军从山东、河北发展到河南、江淮、山西、关中的事实，迫使隋炀帝不得不从辽东前线匆匆收兵，班师回朝集中力量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

从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隋军与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战事接连不断，农民起义军队伍此起彼伏，并且在反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强大的武装：在河南，有以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在山东、河北有以窦建德为首的义军，在江淮有以杜伏威、辅公祐为首的义军；在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各地豪强和地方军事将领相继起兵，占据一方，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

在这种形势下，关陇贵族太原留守李渊的晋阳起兵，引起了全局形势的变化。

大业十一年（615）四月，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于是李渊携家迁往河东。

这年八月，隋炀帝巡视北部边境，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

雁门郡共有四十一座城，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和惇县没被攻破。

雁门城内有军民十五万人，存的粮食仅够吃半个月，形势危殆，如同累卵。

隋炀帝想要以精骑突围而出，大臣樊子盖提出了坚守不战消耗敌人的锐气，征四方兵来援的建议。

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一面慰劳、犒赏守城将士，一面等待援兵。

当时十八岁的李世民应招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营。

他向将军提出建议：始毕可汗举全国之兵围困我天子，一定是认为我们仓促之间没有援军，只要我们摆开阵势，让军旗在数十里上飘扬，晚上击鼓示威，敌人一定以为援军到了会望风而逃，不然，我们寡不敌众，不能战胜他们，这的确体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