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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贤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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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贤任能的帝王,唐太宗算是突出的了。
从《全唐文》来看,太宗所下的求贤举人诏,就有五次之多,此外还有附带提及的,可见他渴爱贤才之深。
甚至对历史上的贤臣因慕其盛名,犹想见其人。
他曾说:“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颍善为相者。
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
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欺叹。”
至于当代贤才,慕名想见其人更是不在话下。
对此,魏徵曾赞许道:“责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
。
贞观中晚期,太宗求贤热忱虽不如前,但也未尝懈怠。
贞观十三年,他对侍臣说:“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
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
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
求贤急切的心情仍然隐约可见。
唐太宗求贤举能,是为了任贤,所谓“任官唯贤才”
。
“贤才”
是指才德兼备的人,也就是魏徵所说的:“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唐太宗坚持这条标准,若才行不至,绝不滥用。
有一次,他令诸州举人,诸州上举十一人,太宗欣喜异常,引入内殿,和颜悦色地询以政道,但举子皆“莫能对扬?相顾结舌”
。
唐太宗以为他们初入宫阙,未睹皇家盛大气象,心怀惊惧,有碍辞令畅达。
于是,下令移至尚书省内,改为笔试,但这些举子“构思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
,太宗不禁大失所望,将所举之士“宜并放还,各从本色”
;对失职的举主“以举非其人,罪论仍加一等”
。
从中可见,加重惩处办事马虎的官员,反映了太宗对职官的严格要求;放还举子、维持原来的身份与职任,反映了他坚持选人的严格标准;亲自主持口试与笔试,说明他重视举子的真才实学。
唐太宗虽然重才,但也重德,他强调选才不能缺德。
如贞观十一年,他下诏求贤说:“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悼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
并宜荐举,具以名闻。”
这里的“廉洁正直”
“孝悌悼笃”
“节义昭显”
“学堪师范”
等都是坚持封建政治标准的提法。
贞观一代,唐太宗始终遵循才德兼备的标准去衡量人才、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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