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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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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十分强调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
一部中国史学史表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史学同政治也有紧密的联系。
范老是一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他力倡史学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先进的史学为社会进步服务。
1958年,他撰写《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文章。
对于这个提法,今天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认识。
但是范老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强调重视史学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批评史学脱离社会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
,是在“象牙之塔”
研究历史的现象。
为了说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同政治的关系,他例举了《春秋》《史记》《资治通鉴》这三部影响很大的史书,指出:《春秋》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
(范老是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者);《史记》的《今上本纪》《平准书》《封禅书》批评汉武帝,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因此,他认为:
这三部最著名的史书以外,不论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
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赞、评、论、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贬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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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等,并无学术应该和政治分离的说法。
范老所反复强调史学与政治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一论点,是十分正确的。
在当今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学应当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史学不应同政治有任何联系,甚至认为史学与意识形态无关,等等。
这些观点,从史学史上是很难找到充分的根据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史学家和政治》;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论唐太宗和历史学》,都是试图阐述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以及人们应当怎样处理这种关系。
我始终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史学工作者不应采取否定的或回避的态度,而应做深入的研究,从中找到合理的答案,以有利于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至于“**”
中的“儒法斗争史”
的宣传,那已经不是史学,那是政治,是披着史学外衣的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史学家被打倒,史学被践踏。
在这一点上,我们确有认真思考、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
正因为如此,重温范老的这些论点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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