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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第3页）

反精神病学运动

时间到了1970年，对精神病学专业的不信任已经流行并累积了一段时间。

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捍卫个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不扮演约束性社会角色的自由，以及只要你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自由。

但是整个社会运动似乎与精神病学擦肩而过。

躲在四周围满了高墙和铁丝网，建筑渐渐腐坏的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学家，开始越来越像某个已逝年代—诸如15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2]—的古旧事物一样。

很多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现状的守卫者而已，是“正常”

行为的执行者。

解放你的思想？这些“思想警察”

—作家肯·凯西这样称呼他们—要是有话说可就没指望了。

凯西所写的1962年的畅销书《飞越疯人院》将这一反精神病学的感受传递给了广泛的受众。

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性自由的罪犯兰道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的故事，他由于相信精神病院的生活会更好过，为了从监狱的劳改农场转移到精神病院而装作精神失常，但是一到了精神病院，麦克墨菲就发现患者的神志看起来比工作人员和医生要清醒得多。

小说以悲剧式的调子结尾。

医生给麦克墨菲做了额叶切除手术，摧毁了他的反抗天性。

20世纪60年代，在专业学者中同样出现了一场“反精神病学运动”

。

这项运动的一名领导者罗纳德·莱恩本人也是一名精神病学家。

他谴责传统的精神病学使人丧失人性。

他声称精神病成了一种标签，当权者用来排斥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思想者。

他暗示，精神病学上的诊断，不过是社会用来归类并无视那些它所不能理解事物的手段。

把那些疯子锁起来，然后忘了他们！

罗森汉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和法学教授，他曾经听过一回莱恩的讲座。

他坐在听众席中间，仔细地聆听，虽然他并不是对他听到的一切都感到赞同，但莱恩的主张的确引起了他的思考。

精神病学诊断能有多准确？那些被锁进精神病院的人不应该受此待遇吗？在他思考这些问题时，他想到了开展一个实验的点子。

他想象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却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的场景。

如果某个图表中的标签显示他精神不正常，他有精神疾病会怎样？医生会弄清诊断是错误的吗？他们能看出他和一名真正的患者之间的区别吗？如果他们不能—如果几天或者几周的观察之后，仍然坚持错误诊断的话—这不就能说明莱恩是对的，精神病学诊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瑕疵吗？

这一念头烦扰着罗森汉。

他没法把它抛诸脑后。

也许他也遇到中年危机了。

他已婚，有两个孩子，过着稳定的市郊生活。

也许他是在寻求冒险。

不管理由是什么，他决定把想法付诸行动。

他连续几天不洗澡、不刷牙，让自己看起来很粗犷，衣服的边边角角都有些破损。

1969年2月，他走进了医院大门，告诉那里值班的工作人员他的名字是大卫·卢里，他有幻听。

那个声音说：“都是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是中空的，它在制造空洞的噪音。”

他当场就被收治入院了。

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