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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金钱所苦,又悔恨竟出贪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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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思考是不是出家当和尚的蒋介石,接到孙中山于9月12日、廖仲恺于9月14日自上海写来的信函。
孙中山函云: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疼,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细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
而闻悉兄已回乡,不胜怅怅。
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
廖仲恺信云:
介石兄鉴:
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
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茫然若有所失。
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事所作,故决计还乡。
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左右可无一人矣。
其说通乎?恺日间当赴日本,精卫、展堂、溥泉三人亦另有使命他往,则先生左右为料理笔墨者,仅沧白一人,故函召季陶来,未审其果能来否,即能来,亦不过服务书牍之劳,各方面军事,固不在行,且不接头者多。
而关于汝为方面之事,尤为重要,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命驾来沪。
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
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1]。
这两封信,尽管情真意切,但应该说,都令蒋介石颇感失望。
越是诚恳真挚,蒋介石才越是失望。
很明显,他们没有考虑过要蒋介石承担政治、党务活动,在他们心目中,似乎蒋介石的重要性,无非体现在军事谋划乏人上。
他本来就是为此而苦恼,之所以有摆脱尘缘之想,这也是重要因素,廖仲恺越是强调军事谋划离不开他,蒋介石越是烦恼乃至反感。
于是,蒋介石给廖仲恺回信,说他对广州、上海都厌恶之极,实不愿一日居其地。
但是,蒋介石又不能不考虑到上海去,毕竟,这是领袖的召唤,何况,是要他陪在领袖的身边,细商今后各方面进行办法。
既然出家当和尚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那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只能和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蒋介石还是迟迟没有动身。
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难言之隐,并一直在苦苦思索解脱之法。
出家当和尚固然是解脱的一种,毕竟只是想想而已。
实际上他从天童山下来,抽暇就在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书稿。
廖仲恺要他不必在家事上消耗自己的精力,倒是启发了他,何不乘此机会,了却一桩难事呢?
可是,这样做,不是不知羞耻,贪图私利吗?
不这样做,又怎么能够尽为人父的责任呢?又怎么能够安心追随孙先生革命呢?
犹豫了良久,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提笔给张静江写了封信:
中秋节前,弟尚欠二千五百元之数,未知可为我代筹若干汇甬?在乡以去年用度太大,至今未了之事尚欠七千余元,在沪亏欠亦与次数相等,故今年以来不能稍资周转。
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思之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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