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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欣喜到失望怀着郁闷的心情而归（第4页）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

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

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

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

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当晚失望、愤懑的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万千地说。

话虽这样说，苏俄方面的观点，还是引发了蒋介石对国内、党内现状的思考，痛苦地认识到，党内的优秀同志，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鄙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还有的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猪，实在可叹！

即使是代表团内部几个人，蒋介石也头痛不已，张太雷、沈定一似乎认定，凡是苏俄方面的说法，无不正确，他每欲与苏俄方面据理争辩，沈定一、张太雷首先就和他争论起来，好在邵元冲于11月4日从欧洲赶来，他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一起追随过陈其美，邵元冲还担任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在莫斯科相会，蒋介石有他乡遇故知之感，遂于11月16日，与他结拜金兰。

就在蒋介石和邵元冲互换兰谱的第二天，蒋介石接到广东来电，阅后不禁大惊失色！

“耀如，粤局危殆，石龙失守，孙先生下落不明！

中正自去国，独于孙先生之起居，耿耿于寸心；今闻孙先生竟然下落不明，不啻晴天霹雳！

真后悔不该负气远游！

万一先生不幸罹难，我不能始终扈从，尽心卫主，岂能逃其罪？！”

蒋介石焦虑万端，对邵元冲说，“负气去国，本来有短则五年多者十年在外游历之计划，今则一概打消，为不负使命，再做最后的努力，一俟与苏俄军事领袖托洛斯基会谈后，即启程回国！”

“蒋团长，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胡廷康即维金斯基约见，”

张太雷向蒋介石报告说，“你看何时可以与之会谈？”

蒋介石想到代表团早就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个报告并请求拜会其领导人，可是延宕至今竟不得见，感到很愤懑，便说：“不见也罢！

婉拒之。”

过了几天，张太雷又报告说，胡廷康邀请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与其领袖季诺维也夫会谈。

“代表团的使命，是实现在西北开辟军事基地的计划，苏俄方面虽然已拒绝，但是，还要与托洛斯基见面争取，”

蒋介石说，“至于共产国际的会议、会谈，既然他们不热心，我看不去也罢。”

“介石兄，既然胡廷康三番五次相约，还是去的好。”

邵元冲劝解说，“至少可以阐明观点，让他们了解本党的立场。”

蒋介石勉强同意了。

11月25日晚7时，蒋介石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

一到会场，看到各色人等，经介绍，原来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都齐集这里，参加会议。

蒋介石也应邀发表演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共产主义，而本党实行的是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民族主义，就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持弱小民族；民权主义，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避免资本主义的危害。”

他接着阐述说，“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

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展开工作。”

随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演说展开讨论。

“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

季诺维也夫说，“民族主义应该更具体、更明确；民权主义在欧洲已经是反动的口号，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能享有自由和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

“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