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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精致的小英格表我一直戴着，到现在依然走得很准。

舅舅对我这么忠于他送的礼物，心怀感激，对我从来都高看一眼。

他后来得知我娘把手表典当了，很是伤心。

他对我说那每一块手表都是他的血汗史，卖一块表就是卖他的一块肉。

我爹是1944年去的下堂子胡同，一直住到北平和平解放。

当时他的身份是卖洋布的商人，跟我姨父做买卖，可实际上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我爹总跟我说起这段传奇经历，说他曾经是北京地下工作的总头目刘仁的部下，我总是不屑地问他：“你认识刘仁吗，人家刘仁知道你吗？”

我爹对我的不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证据。

那天，他拿来一本北京革命历史资料编辑室编辑的书，上面有一个北京地下党的名单。

这个名单若是在解放前让日本人或者傅作义的部下得到，那么北京的地下党将被一网打尽。

我在名单的最后，找到景山后门小组这个组织，组长是庞有信，组员有李欣。

我对爹疑惑地说：“您不是李小麦吗，这个李欣是您吗？”

我爹生气地说：“你他妈浑蛋，李小麦就是李欣，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就我一个李欣。”

我曾好奇地问过舅舅：“您当时是一个钟表商，怎么会参加地下党呢？”

舅舅叹口气说：“你父亲到北京搞地工，他没地方开展工作，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就想到了我。

于是，他就想发展我。

开始我没答应，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我都不入，我就赚钱。

’你父亲那时很穷，连一件像样的大褂儿都没有。

他对我央告，说，’你怎么也得找个地方让我住啊！

'我看你父亲实在可怜，就把下堂子胡同9号让他住，那是我用人们住的房子。

你父亲就把那儿当成了搞地下工作的一个暗点儿，把我那的两个用人都发展成了共产党。

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我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就听你父亲的话，加入了共产党。

你父亲这人最没良心，缺钱了就知道向我伸手要。

他在北京搞地工，共产党没给他多少经费，倒是我常资助他。

其实，当时我是为了你母亲。

谁让你母亲是我亲姐姐呢。

可我万万没想到，你父亲在**时却出卖了我。”

我赶到北京，表哥说来接我，却看不到人影，我就自己坐出租车去下堂子胡同。

车到了崇文门花市大街，司机说：“抱歉，哥们儿，你自己走吧，这花市大街堵得根本进不去。”

我下车自己走，对大街完全陌生T，两旁的小平房都给拆得七零八落，接踵而来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楼。

我越走越糊涂，其实我只有五年没来这里，可这里的变化却这么令人吃惊。

找着找着，我终于看到下堂子胡同标志了，因为胡同口有个不起眼的厕所。

我娘曾经说过，找到厕所就等于找到下堂子胡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