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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国（第8页）

“就性质而言，一元和一个亿是一样的。”

“这不符合中国法律的界定，通常说的请客吃饭、送酒送烟是不受法律制裁的。

在生意场合请客吃饭，礼仪往来，符合中国传统的人情礼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坚决不会做钱财往来等超出了法律界限的事。”

“我再说一遍，就性质而言，这与送一栋别墅、1000万元是一样的。”

黄如论先生听后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是那样的开心。

“你为什么发笑？”

“我笑柱子哥太书生气了！”

“理由呢？”

“简单！

按照你界定的尺度去衡量，如果将吃饭、喝酒这样的正常社会交往也划归为行贿、受贿的话，我敢说中国大地上的中外商人——包括大小官员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曾行贿过，也曾受贿过。”

为此，我还曾经和一些学者、朋友讨论过，导致行贿、受贿等官场腐败的最终根源，但终无定论。

从理论上讲，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有弊就有贿，这是无法根绝的社会病态。

用一句过了时的话说，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一定会有阶级斗争。

直言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出现种种大规模、高级别、大额度的行贿和受贿——或曰官场和商场如此腐败的互动，不仅令国人担忧，而且也授给了外国人攻击我们国家的把柄。

我为了进一步探寻个究竟，有意地问道：

“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要送礼给各级官员吗？当然，我说的这种送礼是小打小闹，是在正常情理之屮的。”

“可以！”

接着，黄如论先生以筹建独资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例，向我讲了他所忍受的难以启齿的苦楚：

“当年，我为了筹建这家独资的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前后需要经过五十多个部门的审批，要加盖五十多个部门的公章。

为了顺利地盖上每一个公章，至少要惊动五个人，加起来我必须要和二百五十多个人打交道。

再者，政府部门办事情要一级一级审批，时间周期比较长，照政府正常的办事效率与程序，我都不知道这五十多个公章要盖到什么时候，为了尽快落实这个问题，投身公司建设，我就不得不一个一个部门地去找，还得赔上脸色。”

黄如论先生说罢无比痛苦地看着我，似乎一种莫名的屈辱袭上了心头，他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对此，我也陷人了沉重的凝思，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最后，我近似自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因为政府部门迟迟不作为，而导致社会行贿，这能叫‘官逼商贿’吗？”

“我不知道！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报效祖国，回家乡来投资，让我看够了大小官员们那冰冷的表情和眼色。”

他有些愤怒地沉吟片时，又说道，“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某些官员不仅看人下菜碟，而且还以貌取人。”

“何为以貌取人？”

“举例说，那时福州的官员——甚至老百姓，受台湾商人的影响很大，只要看到开宝马车的、戴劳力士手表的就是有钱的外商，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有关部门，值班的官员笑脸相迎，办起事来也没有那么多麻烦。”

在我和黄如论先生的交往中，知道他有两大嗜好，一是爱车，二是爱表。

其中，尤其是手表，他能背出一类手表的排名，也知道劳力士是二类手表的第一名。

为此，我近似玩笑地说：

“你不是说过吗？劳力士是二类手表，那你戴上一块一类手表不就更好办事了吗？”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一类手表的名字啊！

为此，我也只好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戴在手上。”

“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