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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诚信的心的真挚交流序著002（第6页）

时过20岁的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农民，遂又带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从福州回到了连江县马鼻乡辰山村，沉重地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随着坚决贯彻、落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数以亿万计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尤其是生长在城市的红卫兵不仅告别了坐火车不用票、吃饭不花钱的生活，而且一夜之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知识青年。

被视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农村和草原等的艰苦生活，很快就把这一代学生身上的狂热降到了冰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天天高喊要做天下主人的革命理想也化作了虚幻的惊梦。

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有的女知识青年甚至把自己圣洁的身体都奉献上，借以达到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目的。

简之，回城变成了他们人生最高的奋斗目标。

我记得在一次出国访问中遇到了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农村、草原这个广阔天地实在是太大了，也太苦了！

说它大，我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说它苦，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苦。

咳！

就像京剧《红灯记》李玉和说的那样，有娘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应付了。”

但是，我们的传主黄如论先生是生于农村、长于贫苦家庭的红卫兵，他当年带领红卫兵大闹连江县和福州市是长见识，开拓人生的视野；而今再由省城福州返回连江县马鼻乡是回家，绝对没有全国大多数红卫兵那种失落感。

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前程感到茫然。

换言之，如果没有“**”

的洗礼，黄如论要么像自己的爷爷、爸爸那样安于农耕，至多像其他同乡青年那样偷渡去海外。

这些年来，他在省城福州大开了眼界，知道了外部的世界有多好，让他再安于在马鼻乡辰山村终生务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可是如何才0能从家乡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呢？他没有明确的答案。

因此，他于茫茫然中又陷人了人生抉择的苦闷！

我长黄如论先生10岁，曾经是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的参加者，也是京城红卫兵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二司”

的发起人，也曾有过作为“反革命”

被放逐解放军农场的历练，因此对黄如论先生陷入这种人生抉择的苦闷是理解的。

另外，我们之间或许有着共同的红卫兵运动经历的缘故，在我们的交谈之中，偶然也会说起“**”

中亲历的一些事情。

记得有一天，我有些沉重地向他讲起自己在“文革”

中最难忘的一件事：由于派性作怪，我们保守派被造反派打培了，作为保守派的核心人物的我被抄家，一天之中还挨了三次批斗，站板発，坐飞机，游街示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各种非人的滋味也全都尝到了。

黄如论先生听得十分认真，接着又慨然长叹，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16岁的时候就被人家戴上高帽子游街，帽子上面写着‘反军小丑反革命黄如论’。

那时，我的两只手也被绑起来，被逼得跪在地上接受批斗。”

我听后苦笑着摇了摇头，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像我挨批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也曾做过对不起另外一派红卫兵的事情。

可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只有16岁啊！

对此，我们二人相对无言，沉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我低沉地说道：

“苦难，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我之所以能成为作家，就是能够正确地对待‘文革’带给我的苦难，并把这笔苦难转化为艺术思维，使得我写的作品更深刻一些。

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是非常感谢自己拥有这样一笔苦难财富的。”

黄如论先生十分认同我的见解。

他沉吟片时，也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你说得很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很锻炼人的，它让我懂得了忠与奸，曲与直，也让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的技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迁，很多道理我是不懂得的，所以说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

但是，那时的黄如论先生毕竟从福州回到了家乡，面临着自己一生最为关键的抉择。

可以想见，他在回到家乡的最初阶段，依然难以忘怀昔口在省城福州大闹红卫兵运动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