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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衰落和溃败（第9页）

，收听被禁止的外国电台广播的人，以及那些涉嫌“颠覆军事士气”

的人。

这些警察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从东部凶残的部门调回来的，他们已不像以前那样倾向于对这些疑犯做无罪推定了。

从1944年中期开始，盖世太保在科隆或杜塞尔多夫等被炸毁的城市，对那些被视为“激进政敌”

的人使用残暴的审讯手段，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类似1918年11月的骚乱。

最高领导层中的另一位是希特勒的副手，阴郁的马丁·鲍曼（MartinBormann）。

他根据需要将自己的理想激进主义注入纳粹党机构，从而加剧了全国各地对激进分子的抵制。

希特勒把地区纳粹党头目视为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并越来越多地指派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领导斗争。

在鲍曼的领导下，他们从1944年9月1日起成立帝国国防委员会（RVK），不久即负责动员人民冲锋队。

这支根据9月25日的法律新成立的平民部队称，16岁至60岁能够携带武器的男性，可以被征召到新的人民冲锋队中服役。

这是一支父亲军，最终也包括了刚满16岁的男孩，尽管大多数男性都在55岁至60岁之间。

这一新的阵形体现了希特勒心目中全民武装的理念。

根据他9月颁布的法律，该政权于10月18日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一天正值1813年莱比锡国际战争（BattleoftheNationsatLeipzig）纪念日——当年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击败了拿破仑。

然而，尽管宣传鼓吹发动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但它的存在成为走向绝望的另一迹象。

尽管有数十万男子和男童被征，但其装备简陋，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军事队伍。

毫无疑问，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对这些人的动员使控制他们变得更加容易。

不只这样，因为许多人迎来了拿起武器对抗侵略者的机会，满怀热情地参与进来。

一些队伍参与了看守集中营囚犯和外国工人，以及在爆炸袭击和其他导致他们“使用武器”

的任务中保障安全。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四大权力拥有者中的最后一个，通常被称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人。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任希特勒的建筑师。

1942年2月，弗里茨·托德（FritzTodt）意外死亡后，他成为帝国的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

在9月20日至22日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会晤时，他们达成了一项决议，之前斯佩尔和其他人主张将集中营囚犯转移到工业区，而希姆莱此前希望将更多工厂迁往集中营。

斯佩尔赢得了这场辩论，不久，德国各地的军械工厂和其他企业开始在现有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准备集中营的“分营”

，那里的工程师和专家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这项安排是让党卫军提供基本的衣服、食物和哨兵任务，而公司则负责监督囚犯的工作，并支付他们每天的“工资”

——给党卫军的少量津贴。

此外，党卫军也有自己的事情，最有名的是采石场，如在弗洛森堡（Fl）和毛瑟森（Mauthausen）。

这一体系是广泛和大众的，例如汉堡附近的新加姆（Neuengamme）营地，在1944年12月顶峰时，控制着分布在86个分营地的46984人，其中24个是妇女营地。

在那一时期，主要营地的人口约计11000人。

尽管盟军轰炸不断增加，斯佩尔仍缔造了种种“军备奇迹”

——至少根据他自己的宣传。

然而，亚当·图泽（AdamTooz）在最近的一次重要评论中指出，虽然1942年至1944年期间所有形式的武器生产都有所增加，但这种激增可能并不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是斯佩尔被任命前经济中释放的力量所致。

尽管如此，到1945年初，盟军的轰炸粉碎了这一“奇迹”

，因为袭击者可以随意行动，摧毁德国剩下的交通和工业系统。

在国家层面，即使将决策权下放给四大集团——斯佩尔、希姆莱、鲍曼和戈培尔，希特勒仍保留着置于他们所有人之上的最终权力，包括军事统领权。

他坚持他的计划，要在西部重拳出击。

1944年12月16日，他在阿登山脉（Ardennes）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