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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2页）

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对平民能否挺得过另一场冲突的担忧，影响着新的战争计划。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政治和宣传上都在为战争做准备。

市民们被鼓励不要把第三帝国看作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者，而是一个被四面八方敌人包围的被围困的岛屿。

战争开始时，他们自认为是不情愿的战士，为责任所迫而保卫家园。

战争最早的一些影响是在西部边境地区显现出来的，特别是从1938年起，类似于建造“西墙”

这样的防御工事将数千名年轻男子送到沉睡的乡村。

到1939年8月下旬，为军事行动清扫德国边境以及避免平民落入敌人手中，大约50万人被从萨尔、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预先撤离。

尽管大多数人在与陌生人一起不舒服地待了几个月后返家，但这次撤离显现出整个战争期间大规模人口转移将带来的挑战。

随着冲突的深入，党和国家机构的最高成员观察民众的情绪，查找衰弱迹象。

整个战争期间，帝国安全部（Sicherheitsdienst或SD）的详细报告追踪了普通德国人的希望、担忧和恐惧。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安全部报告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编撰者的观点，而不是民众的士气本身。

但柏林当局要求提供这样的报告，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关当地情绪的清楚反馈。

对于一个独裁政体，希特勒政权对民意非常敏感，并做出回应。

它需要人民的支持以继续战斗，这种敏感性有时给平民以惊人的力量去影响家庭阵线的政策。

与此同时，当局竭力确保顺从，特别是向那些收听国外电台、与战俘亲密接触、抢劫撤离人员的房屋或以其他方式破坏战势的人公布惩罚措施。

虽然警察可能希望控制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极权主义的愿望受到其手段的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合作。

基于邻居、熟人甚至家庭成员的告发，警察可能会调查违法行为并定罪。

演说者变得小心翼翼，担心会泄露自己一直在收听外国广播，或者让邻居怀疑自己可能在这么做。

发表批评当局的意见，或对战争结果表示关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的。

尽管政党把人们告发察觉到的犯罪行为的意愿视为支持其政策的一种表现，但这一点远不明确。

事实上，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曾指出，所有告发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原因与明显或明确支持纳粹几乎没有关系”

。

相反，它们是嫉妒、竞争和吸引关注的结果。

尽管如此，不断出现的被告发的危险还是起到了吓唬民众的作用，并加深了当局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初步成功

随着希特勒的军队轻松击败波兰，德国人那种发动战争的被迫感很快就得到释放。

整个冬天，人们热切地关注着丹麦和挪威战争的消息，但也都知道真正的较量是在西方——对法国和英国。

直到春天来临，在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前，法国也被德军打败时，滋长的焦虑情绪才得以缓释。

战胜法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德国人战胜了他们的“死敌”

，为1918年的失败报了仇，并纠正了被他们视为非公正和平的《凡尔赛和约》。

这是战争大获全胜的阶段，西部占领区沉浸在欢乐中的士兵的热情即为明显标志。

年轻人写信回家，讲述他们参观法国的历史古迹，第一次在海里游泳，大口大口地吃高卢美食。

就在巴黎被征服后，美国记者威廉·谢勒（WilliamShiler）看到了占领者，“拍摄圣母院、凯旋门、荣军院”

，他写道：“数千名德国士兵整天聚集在无名士兵的墓前，那里，火焰仍在圣弧下燃烧。

他们仰起露出金发的头颅，站在那里凝望。”

尽管他们在家中的亲人都知道士兵们在光荣地履行职责，他们表现得像踏上土地的征服者一样。

1940年的西部战争，仅延后于东部战争一年，就没有了当初表现出来的残暴，但这也不是一场完全“干净”

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