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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5页）

大多数受害者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约占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犹太人的60%。

仅波兰大使馆的投诉和抗议记录就有数以百计的针对个人的暴力袭击，对酒吧的突然袭击，全副武装的抢劫，随便敲诈、勒索、绑架以及其他形式的折磨。

人身袭击与抢劫相结合往往是最常见的攻击形式。

仅举一个例子：3月23日，8名冲锋队男子在丝绸商人所罗门·罗森施特劳奇（Salomorauch）位于威斯巴登的商店里袭击了他，将他毒打一顿，毁坏了昂贵的家具，并要求他立即关闭商店，否则他们就会回来杀了他。

罗森施特劳奇受了重伤，几根肋骨断了。

但几个星期后他重新开了店，而袭击者之前发出的威胁是认真的。

4月22日，两名男子强行进入罗森施特劳奇的公寓，杀死了他。

其他形式的暴力袭击包括武装抢劫、强行取消债务、毁坏财产或农产品以及各种形式的羞辱仪式，如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袭击犹太教堂，破坏教堂的家具和设备，将礼拜者的胡子剪掉，强迫他们唱民族主义歌曲，用警棍殴打那些不愿加入的人。

在记录中针对非德国犹太人的袭击还算有好的一面，因为受害者至少可以向他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申诉。

但鉴于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众多，实事求是地说，在1933年3月初至夏天之间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保守估计也得有一千多起。

很少有袭击被记录下来，因为警方大多拒绝将其记录在案。

据大使馆报道，受害者往往害怕报案，因为他们预计自己可能会被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员殴打。

无论如何，执法官员通常不会在接到警报时去现场，受害者被告知“保护犹太人不是警察的职责”

，或者“外国人无权获得警察保护”

。

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则不同，未知案件的估计更多，因为除非受害者在受到攻击、人身袭击和恐吓或勒索后，成功地向警察报告攻击者并得到了保护，否则将无法追究。

对于谋杀案，检察院必须展开调查；然而，即使知道凶手是谁，1933年也没有通过任何判决，因为根据1933年7月25日的特赦，罪犯因“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犯下的罪行”

被释放。

对德国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范围更广。

4月1日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犹太人商店、律师和医生的抵制尽管总体来说不受德国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1933年4月1日以后，在许多地方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

1933年夏天，很多地方颁布了禁令，通过了禁止在犹太商店为公务员和纳粹党成员购买商品的禁令。

那些违反禁令的买家的名字有被刊载在当地报纸上或张贴在市政厅的公告栏上的危险。

另一个广泛实行但鲜为人知的反犹罪行是绑架犹太商人、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还有严重虐待和谋杀威胁。

受害者被袭击、绑架，并经常被关押在冲锋队的刑讯室中达数日之久。

随后他们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否则就有被谋杀的危险，其目的是将他们驱逐出德国。

例如柏林神经科医生弗里茨·弗兰克尔（FritzFrankel），他于3月23日在柏林凯撒拉里做手术的过程中被一群冲锋队男子逮捕，被带到一个冲锋队刑讯室，受到严重折磨，最后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

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到瑞士，在那里向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他所遭受的痛苦。

1933年还有一种常见但基本被遗忘的阴险暴力形式是所谓的游街示众（Prangermarsch）和各种形式的“示众”

。

就像它中世纪的原型一样，它的作用是打击受害者尊严，同时以一种羞辱的方式在全镇示众。

将所有这些曾经属于私人的东西无情地拖入公共领域，是开始独裁的标志，也是一种镇压异己的手段。

这种非常公开的污名化有两个目的：一是在社会上抹黑那些违反政权政治准则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成为受蔑视的人；二是迫使他们同意政府的目标。

另一种污名化可以在报纸文章中找到，其中列出了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公民的姓名、地址和职业，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使它成为公开羞辱的理由。

最后还是发生了频繁的谋杀。

没有关于被杀的犹太人的确切数据，估计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完全是基于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或推断。

没有任何当局或机构、德国行政部门或外国记者有关于在纳粹夺取政权的初期阶段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或哪怕是准确估计的数字）的文件。

德国当局对找出真相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