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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三帝国（第10页）

因此在1933年4月，官方发起的抵制犹太人企业和专业人士的活动是一次宣传上的失败。

然而，希特勒对意大利大使维托里奥·塞鲁蒂（VittorioCerutti）悄悄说，他想要的远远不只是这样的抵制，他令人震惊地预言道：“在500年或600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被普遍奉为一个光荣的名字，因为这个人一劳永逸地根除了犹太人这一全球瘟疫。”

的确，他的反犹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恶毒。

随着1939年9月对波兰的征服，第三帝国发现自己面临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当时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

1941年6月反苏战争一开始，特种部队就开始在东部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枪，迫使数百万人进入犹太人聚居区。

7月10日晚上，希特勒的一名副官瓦尔特·休厄尔（WalterHewel）在元首所在的掩体里录下了一段特别可怕的陈述，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政界的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1843—1910）。

他发现了杆菌，并为医学科学指明了新的方向。

我发现了犹太人是导致所有社会腐败的细菌和酵素。”

这种想法使已经在进行的谋杀行动合理化，因为当时特种部队射杀的不仅是男性犹太人，还包括妇女和儿童。

1941年9月，希特勒做出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决定：驱逐留在德国（旧帝国）的所有犹太人。

按照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的结论，事实上，到10月的最后一周，“从希特勒身边亲密的小圈子，渐渐地扩展到其他人，都已经知道希特勒期望他们去做什么，并且知道他们大致计划朝哪个方向前进”

。

11月初，第一个以制造死亡为唯一目的的灭绝营开始动工，这一事态发展鲜明地表明，在此前不久，希特勒就已经下达了命令或者表达了想在他的军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杀死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愿望。

此外，近年来，历史学家指出，纳粹领导人在194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发生在希特勒宣布对美国开战之后，对美宣战并不是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所要求采取的步骤。

终于在那天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第一次“预言”

（1939年1月30日）过犹太人将会遭遇什么的时刻到来了。

他曾说过结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人种在欧洲的灭绝”

!

除了历史学家之间持续争论关于希特勒下令或决定大屠杀的可能的日子或时段之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普通”

德国人——即不属于纳粹党或者党卫队的男性（和一些女性）——的作用。

他们自愿在警察队伍中服役，并很快发现自己身陷杀戮战场。

国防军中的数百万人不仅目睹了这些事件，还经常与党卫军合作，有时还参与了杀戮。

当然，德国占领军在东欧的杀戮中不必寻找合作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当地人都争相利用了这种形势。

为了避免敌人的宣传可能会瓦解己方士气，政府宣布收听外国电台（如BBC或莫斯科电台）为非法行为；警方会立即采取措施逮捕违反者和所有潜在的“内部敌人”

；集中营的人口在不断增加。

这场战争还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迫使被抓来的数百万劳工去补上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几百万德国人的空缺。

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波兰和苏联西部。

他们被打上标记，被当作奴隶对待，并被警告如果他们胆敢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将被处以死刑，这种威胁经常被付诸行动。

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帝国开始侵占国内阵线，特别是在1942年9月希特勒允许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Speer）在现有工厂的房地上建立分营地时。

希姆莱希望把工业搬进集中营，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则偏爱私营企业，结果很快德国人就与被奴役的外国工人或集中营囚犯并肩工作。

正如马克·布格伦（Mar）在对汉堡集中营和分营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不是与社会隔绝的独立自主的实验室，因为接触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在工作场所穿着条纹衣服的囚犯不正是以“劣等种族奴隶”

的身份出现来证实“人民共同体”

的存在吗？许多工人认同纳粹政权，并心甘情愿地支持对所有集中营囚犯的压迫，或者说他们至少是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冷漠地耸耸肩而已。

正如乌尔里希·赫伯特所提醒的，战争结束时，集中营里“不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