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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惶恐地立即奔到水池边去找重要的肥皂,不见了!
“脏饰”
1974年,我和黄永玉、袁运甫及祝大年从黄山写生后到了苏州,住进比较讲究的南林饭店。
我们在黄山晒脱了一层皮,脸被风刮得枯涩枯涩的,头发蓬乱,背着那么多画具,一看就知是一群画画的。
穿得整齐干净的服务员问:你们中有画油画的吗?他偏对油画感兴趣。
永玉立即回答:老吴就是画油画的。
服务员便转向我:小心别将颜色弄脏房间。
黄山玉屏楼为游客备有出租的棉大衣,几乎每件棉大衣上都抹有油画颜料,招待所的褥子上也常擦着油色,画家太多了,油画家尤其讨厌!
我要学学我们宜兴的周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不让别人认为是一害,不让别人讨厌油画。
我每次作完画,总用棉花将染在地上的颜料擦得不留一点痕迹。
大概是在甪直的旅社里,有一回擦洗洗过笔的脸盆,用了许多肥皂和棉花还是擦不干净,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那不是我弄上去的颜料,原来那是属于脸盆本身设计中的色彩!
是装饰艺术,不是“脏饰”
艺术!
冰冻残荷与石林开花
夏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确是旅游和休息的胜地。
我长期住在北海后门口,得天独厚,当心情舒畅的时候或苦闷的时候,便经常进北海去散步。
“四人帮”
控制期间的一个隆冬,我裹着厚棉衣因事进入北海,见水面都早已冰冻三尺,但高高矮矮枯残的荷叶与枝条却都未被清理,乌黑乌黑的身段,像一群挺立着的木乃伊。
齐白石画过许多残荷,但何尝表现出这一悲壮的气氛呢?这使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
强烈的欲望驱使我要画这冰冻了的荷尸,我想还应该添上一只也冻成了冰的蜻蜓。
亲人和朋友们坚决制止我作这幅画,我没有画。
1977年我到云南石林写生,石林里都是石头,虽具各种状貌,但也还是僵化了的石头嘛!
然而石林里开满了白色的野蔷薇,都是从石头缝隙间开出来的。
“四人帮”
倒台了,我心情很舒畅。
倒台前知识分子们的心情能舒畅吗?我曾以为冰冻的荷尸正是自己的写照呢!
我于是大画其石林开花,还题了一句款:今日中华春光好,石头林里也开花。
忆苏伊士运河所见
现在从北京直飞巴黎,只13个小时,很方便。
三十年前我们留学生从上海乘船去欧洲,航行一个月,太慢了,不方便吧,但这种美好的旅行今天已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了。
船过苏伊士运河,在塞得港要停留很久,许多当地的小木船便向我们的大海轮围来,木船上的埃及人来卖手工艺土特产:皮包、地毯、壁挂……大船高,小船低,买卖彼此联系不上,于是埃及人果敢地爬上小船的桅尖,在摇摇欲坠中挣钱。
他们那干瘦的身影,晒得焦黑的皮肤,在我刚离开的祖国的农村里是到处可见的,虽已是遥远的异域异国了,贫穷和苦难总是那么相仿。
天热,水里浮游着成群的儿童,从大船高高的甲板上凭栏向下看,**着的孩子们在水中灵活地出没,像许多可爱的青蛙。
孩子们要钱,船上的旅客抛下硬币去,硬币扑通扑通沉入水底,孩子们立即钻入水底,一个一个捡出来了,将捡得的钱高高举给抛钱的旅客们看,满脸欢喜,旅客们看了也十分高兴,满足地笑了。
有旅客抛下半支点燃的纸烟,孩子举手在空中接住纸烟,将燃着的烟含进嘴里,再钻入水中去抓那位旅客紧接着抛下的钱,抓出钱来举给旅客看,再取出嘴里的纸烟,那烟仍未熄灭。
三十年过去了,我不会再过苏伊士运河了,却永远清晰地记得这群活泼可爱的青蛙似的儿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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