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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之言,在朝堂之上,激起了丝丝涟漪,可并未掀起太大风暴。
朱棣微微眯了眯眼,知道这是李祺开始准备发动元史之狱了,他配合演一场戏即可。
大多数臣子对解缙之言,是有些懵圈的,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提出重修元史,还搞出了一个这么荒谬、难以理解的理由。
“解翰林,为前朝修史,且以国号为名,这一直都是传统,何以今日变更呢?”
“没错。
解翰林,你有大才,见到元史不堪,想要重修元史,乃是自然之理。
况且唐朝史也有旧唐书、新唐书两版。
但说什么恢复中华,于是便不修元史,而修什么宋末以来之事,岂非太过儿戏?”
华盖殿中几个老翰林以及学士,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从言语中倒也能听得出来,没有恶意,就是单纯的不理解解缙要做什么。
李祺对朝臣的反应是有预料的,因为解缙之言,在这个时代属于无人理解的异端。
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辩,这是一种以文化为纽带的普世价值,算是古代中国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
但是和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比起来,程度太浅,尚不足以对王朝底层逻辑构建造成影响。
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由现代民族主义建立的国家,绝不会接受异族、小族的皇帝和领袖。
且难以接受割地、赔款、弃地、和亲、纳贡这些有损于民族尊严之事。
任何做下这些事的统治者,都大概率要引咎辞职,甚至于整个内阁政府垮台。
历史上的北朝、辽、金、元这些异族王朝顺利建立,大量汉人积极入仕,且并未受到谴责,这说明在明朝之前,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确实没有成体系的民族主义,依旧是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
为什么要说明朝以前呢?
因为经过有明一朝的发展,在明末时,中国本来已经率先要发展出民族主义了!
顾炎武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之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这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根基,其后演化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成为了那个屈辱年代的最强音,可惜这种历史进程,却被落后、黑暗、野蛮的清朝入关打断了。
李祺提出要重修元史,无论是朱棣,还是解缙等人,都以为他就是要打击方孝孺一脉。
但其实那不过只是顺手而已,他有十八种办法让方孝孺的徒子徒孙混不下去,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他真正的目的是把民族主义的灵魂勾出来,即便现在还做不到,也要奠定一个基础。
因为只有真正的民族主义,才能把整个天下的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团结在一起!
而这些人团结在一起,那最终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了!
话说回朝中,这些老翰林没有恶意,可不代表其他人没有。
元史举世共知,乃是宋濂、王祎修的,现在解缙说元史不堪,相当于指摘这二人,二人虽死,可却有后人王珅亦在殿中。
这王珅是王祎之子,又拜宋濂为师,与方孝孺友善,乃是浙东文人的代表之一,亦是东明精舍学派的领袖之一。
此刻听着解缙的指摘之言,自然是坐不住,立刻出列便要反驳,朝中众人一见,顿时便知这已然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重修元史之事,而是朝堂相争。
王珅手中笏板向着解缙一指喝道:“解缙,焉敢于圣上尊座之前,放此狂言?
元史乃是太祖高皇亲自下令编篆,元朝命数已终,本朝得天命,亦是太祖高皇所定!
太祖皇帝在《登极诏》中明确的写下,‘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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