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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童谣（第3页）

大夫们翻来覆去只会说四个字：查不出因。

退下去的高烧还会烧起来，压下去的抽搐还会卷土重来，像是有什么东西，非要拖着我往那条路上走。

小姨陈瑜，是我唯一的“摇篮”

。

她来我家时才八岁，瘦得像根芦苇。

夜里我抽搐哭闹时，她就用小手死死压住我的四肢，自己却吓得直哭：“秋波别丢下小姨！”

妈妈为了这个家，白天锄地，午后就赶到五里外的威清卫客运站卖煮玉米、酸梅汤，有时还得跟着妇女队去供销社扛麻袋。

她不敢停——一停，我的药就可能续不上。

晚上哄我睡下后，便在灯下带着小姨纳鞋底，两分钱一双。

纳到后半夜，手指全是针眼。

爸爸呢？他是擒龙公社的民兵连长，一个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老兵。

我很少能看见他——他要么带着民兵们在后山打靶训练，要么在地里侍弄庄稼，有时半夜才回来，有时几天不着家。

偶尔经过我身边，他会停一停，伸手想摸我的头。

那只手在珍宝岛冻伤过，一到阴天下雨就发颤，伸到一半又缩回去。

他什么也不说，走开。

那背影，比话语更长。

我后来听妈妈说，爸爸在战场上见过太多的死。

也许他早就知道，有些东西，伸出去的手是挡不住的。

——

从三岁起，我被牢牢套进一件褪了色的粉色荷叶边旧裙里，头顶两个歪扭的小髻，脚踩绣花布鞋，活像个被强行装扮成女孩的哪吒。

我两岁才会扶墙挪步，三岁才含糊吐出“妈妈”

“爷爷”

，叫“爸爸”

时，舌头总像打了结。

“痴傻”

的名声，就此坐实。

不久，一场大病袭来，在县医院查出肝脾肿大。

那年，妈妈在黔中省妇产医院照顾我时摔了一跤，没能保住腹中的孩子。

高烧与抽搐成了家常便饭。

每次我昏死过去，家里便乱作一团，只有妈妈立在床边，眼神空茫却异常坚定：

“莫慌，死不了。

一会儿就‘醒’了。”

她不信命。

只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