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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外患与变法1（第1页）

第十三章外患与变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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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外患，虽自鸦片之战始，然壬寅立约后，朝野上下，一切如故，初未因外患而有所变革也。

因外患而有所变革，自咸丰庚申始，而其事尤极可笑。

初则以禁洋人入广东省城启衅，而有《天津和约》，继则以禁洋人入北京启衅，而有《北京和约》，而增开口岸，

《咸丰八年中英续约》第十款：“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

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

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第十一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

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中法条约》第六款：“中国多添数港，准令通商，屡试屡验，实为近时切要。

因此议定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东、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无异。”

《咸丰十年中英续增条约》第四款：“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国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无别。”

又《中法续约》第七款：“从两国大臣画押盖印之日起，直隶省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无异。”

《江宁条约》，即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当时称江宁，故名，今通称《南京条约》。

协定税率，

《中英续约》第二十六款：“前在江宁立约第十条内，定进出口各货税。

彼时欲综算税饷多寡，均以价值为率，每价百两，征税五两，大概核计，以为公当。

旋因条内载列各货种式，多有价值渐减而税饷定额不改，以致原定公平税则，今已较重。

拟将旧则重修，允定此项立约，如有印信之后，奏明请派户部大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

俾俟本约奉到朱批，可即按照新章迅行措办。”

第二十七款：“此次新定税则，并通商各款，日后彼此两国再欲重修，以十年为限。

期满，须于六个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

若彼此未曾先期声明更改，税则税课仍照前章完纳，复俟十年，再行更改。

以后均照此限此式办理，永行弗替。”

《中法条约》：“大法国人在通商各口贸易，凡入口出口，均照两国钦差大臣所定印押而附章程之税则，输纳钞饷。

但因两国货物或土产或工艺，一时不同，而价值有低昂之殊，其税则有增减之别，每七年较订一次，以资允协。

七年之内，已定税银，将来并不得加增，亦不得有别项规费。”

《中国近时外交史》（刘彦）：“独立国家，由主权发动，有制定税率之权，外国商人不可不服从之。

以前俄、英商人不过哀求我国减税，朝廷以泽及远人之意，特从宽减。

至此以外人之强制，由主客二国协定税率，是独立国大伤体面之事。

且此协定税率并非用互惠条款，彼可得之于我，我不能求偿于彼，其损害及于我国财政上经济上尤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