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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第1页）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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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

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一场廉洁自律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员干部中滋长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使党经受了执政后的第一次考验。

随着“三反”

运动向纵深发展，发现党的干部蜕化变质有其客观的因素，那就是“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结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通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

据北京市写给中央的报告，“三反”

运动仅仅开始一个星期，揭露出的二千九百二十三人的贪污案件，竟然与一千六百五十九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系；全国各地去上海核实“三反”

材料的有三千七百六十五个单位，案件六万三千余件，涉及上海的私营工厂、商店就有二万余家。

因此，北京市委建议将“三反”

运动与工商界反偷税漏税、反行贿等不法行为结合起来进行。

为此，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

大意谓：

在各大中小城市……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

恰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一份关于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的材料：“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院处处长李延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受到了六十一亿元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阅后十分重视，认为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通过解剖这一典型案例，对指导全国的运动一定是有益处的。

为此，他令公安部立案，查出来龙去脉，报告中央。

虽说建国初期发生了这样多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尤其是专政机关还是令行禁止的。

不久，毛泽东收到了有关光明药行的全部卷宗，再加上内查外调的各种材料厚厚一本。

他翻了翻，对罗瑞卿说道：“你留着这些东西存档，谨防他们翻案。

我希望你能把这些东西，用一百个字给我说说就行了。”

罗瑞卿清楚毛泽东完全相信公安部的取证。

他沉吟片时，郑重地汇报：

“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它和我们的干部李延琳内勾外联，不到两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贾大户。

与此同时，它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聚的财产不下百亿之多。”

毛泽东边听边蹙起了眉头，似在思索什么。

罗瑞卿汇报完毕，他又饶有兴趣地说道：“这些，对你们这些办案人员来说当然重要了！

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的，是采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一个处长拉下水的？”

“这就太多了！”

罗瑞卿似不太想说。

“慢慢说，千万不要漏掉。”

毛泽东却坚持要听个详细。

为此，罗瑞卿有条有理地指出丛志丰作案的各种手段之后，又高度概括地说道：“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延琳，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延琳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给李延琳家的大人小孩送礼，三天两头请李延琳下馆子，未经两个月，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延琳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代找舞女，在关键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延琳一块跳舞，甚至睡觉。”

“没有什么新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