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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001（第7页）

联盟的其中一位成员，还在位于布雷姆加藤[35]和莫尔比奥[36]之间的联盟大厅里，建造了一台巴赫式管风琴[37]，这台管风琴制作得极其完美，简直就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亲手打造的一样。

甚至可以说，只要能够证明大师当年曾经出现在相同的地点，且有证据表明他有打造这台管风琴的可能性，那就一定是他本人打造的。

依照联盟中很早之前即已生效的规则，这位管风琴制造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挪用十八世纪一位同行前辈的名字，自称为西尔伯曼[38]。

随着时间线逐步向前推进，我们已逐渐接近今日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包括音乐史与音乐美学，紧接着就是数学领域的一次大跃进。

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同样为这些熊熊燃烧的新生火焰添上了助燃的灯油。

值得注意的是，与音乐领域涌生出的各种新概念和新阐释有着最紧密联系的，恰恰是人们对文化衰亡问题所抱持的勇敢抵抗之决心：这种决心同时包含着振奋作用，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不甘心。

上述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多说无益。

总之，对文化采取的这种新态度，或者说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种新定位，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导致大家最终广泛放弃了新艺术作品的创作，灵**与世俗琐事逐渐分道扬镳，以及——同样最重要的后果，或曰这一切结出的硕果：玻璃球游戏。

对玻璃球游戏的发端带来最大影响的，无疑是音乐科学的深化，这一趋势早在1900年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正值专栏写作的鼎盛时期。

作为音乐科学的传承人，我们坚信自己对创作于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那些音乐作品，尤其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作品，比所有之前年代（包括创作出古典音乐的年代本身）的人们了解得更清楚。

不仅如此，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甚至比过去的音乐大师们理解得更深，即使这些音乐作品实际上是由他们亲手创作出来的。

当然，我们这些后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跟创造性世纪的大师们本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代人对真正伟大的音乐作品所抱持的精神化崇敬，并不能彻底摆脱围绕着我们的不甘心状态酝酿而成的忧郁情绪。

创造性世纪的大师们在创作音乐作品时，总是能感受到一些可爱又天真的情愫，这类情愫跟我们这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忧郁情绪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往往倾向于羡慕他们在创作时所感受到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的产生，却有着不可回避的先决条件，我们反而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与其呼应的条件，即这种创作本身是建立在足够漫长的积累与铺垫上的，也有相应的宿命需要去承担。

几代人以来，我们已经不再像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在做的那样，将哲学或者诗歌视作自中世纪末期以降直到伟大创造性世纪结束的这数百年时间里，人类文明所传承下来的最伟大、最持久的成就。

相应地，我们选择将数学和音乐视作从文艺复兴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最重要成就。

自从我们——至少在整体上——放弃了与那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同样放弃了对音乐创作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和音追求的崇拜，放弃了纯粹依靠感性来实现的力度崇拜以来（这两种崇拜在自贝多芬、自浪漫主义初期开始的两个多世纪时间里，一直主导着人类的音乐实践），我们相信——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以我们自己那些尽管缺乏创造性，尽管颇显突兀，却足以令人敬畏的方式！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清楚、更为正确地看待自己所继承的那套文化的本来面目。

如今，我们已不再拥有过去那些时代的旺盛创作欲；上溯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那一阶段的音乐能够长久不变地保持自身风格的纯粹性，由当时的大师们所创作出来的大量音乐作品，几乎全部都是臻于完美的经典名作，其中貌似根本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儿腐化堕落的气息——对于我们而言，这项事实几乎难于理解。

十八世纪，这个已经开始堕落的世纪，仍然拥有足够的活力，层出不穷的风格、时尚与流派，如烟火般尽情绽放，尽显出一派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

尽管其生命周期大多也形如烟火般短暂，却始终能在盛放时焕发出足够的自信——不过话说回来，通过今日被称为古典音乐的这一音乐门类，我们深信自己已经理解了那几代人的秘密、精神、美德与虔诚，并且愿意将这一切作为我们自身的榜样。

比方说，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基本上已经很少给予关注，甚至对其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赫所创作的大合唱、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面，却切实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最后一次升华。

除此之外，我们的文化与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存在着另一个古老的、值得景仰的模式——这同时也是玻璃球游戏本身始终保持了高度尊重的模式。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样的历史知识，在古代中国充满传奇色彩的“先秦”

[39]时期，音乐在国家和宫廷生活中被赋予了主导作用；音乐的繁荣意味着文化与道德的繁荣，甚至直接意味着国家的繁荣；各个国家的音乐大师们，必须坚决守护“古曲调”

，监督其传承，保证其纯粹性不受任何外界力量侵犯。

相应地，“礼崩乐坏”

无疑是政府和国家衰亡的标志。

当时的作家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可怕故事，都是跟受到当时民众广泛抵制、与“天道”

格格不入的堕落曲调相关的。

比方说，清商[40]和清角[41]这两个曲调，即所谓“靡靡之音”

，一旦在王宫里奏响这类亵渎性的曲调，天空马上就会变暗，城墙开始震动，继而坍塌，王朝和国家也随之毁灭。

古代的中国作家们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我们在此仅引用吕不韦[42]《春秋》[43]与音乐相关篇目中的几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