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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髙的语言,必须生动鲜明地再现社会生活。
鲁迅修改《阿Q正传》时,阿Q手里相对抽象的“钱”
,就变成了相对具体化的“银的和铜的”
。
沈从文写《边城》时,连一些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放过,总把它们化为相对具体的声、光、色来表现。
如用龙舟竞渡的蓬蓬声,来暗示端午的到来;用山水花鸟的变化,来标志四季的更换。
老托尔斯泰修改《复活》十几遍,对女主人公的描画一次次予以自我否定,直到“鲜明生动”
了才罢休。
于是,玛丝洛娃“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
“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
“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的颜色,使人们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
,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比喻和白描,使她立刻区别于文学画廊里其他女性肖像。
再进一步说,小说语言与散文和诗歌的语言相比,更接近大众口语。
前人很多话本和章回小说,一直体现着文、言一家的特点。
当然,现代的很多小说已与“话本”
的意义相去甚远,更依赖于阅读而不宜于讲述,但从大体来看,口语是大众的语言,集中了大众的智慧,往往具有极大创造性,总是能给书面语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
鲁迅与赵树理都曾纳大量俗词俚语于笔下。
艾芜对大众口语也有过精深研究,说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词头丰富,谚语极多,具体形象,含蓄精练。
而贯穿其中的基本特点,是民众“最爱使用具体形象化的句子”
,比如把阿谀有钱人说成“抱大脚杆”
,把不识字说成“灯笼大的字认不得一挑”
,如此等等,让人一听就感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大众口语并非天然合理。
元朝戏曲中的“直下的(忍心)”
“净办(安静)”
“倒大来(十分)”
等等,就意思含混而费解,看不出有什么保留价值。
当前有些小说中的“搞”
字句,如搞工作、搞棉花、搞对象等,也显得过于粗糙,只能扰乱读者的思绪,中断读者的感受,无益于文学。
因此,向大众口语学习并是不尾巴主义和照搬主义,如果不能去粗取精和厚积薄发,“学生腔”
即便戴上了破草帽,穿上了烂裤衩,折腾得自己灰头土脸,还是可能一身奶气未脱,一开口就酸得让人为难。
1980年7月
(最初发表于1983年《北方文学》,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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