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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有道（第3页）

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

那：强”

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

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

，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

“环保贡献率”

“分配公正率”

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

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

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邊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渚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

“科学性”

“价值中立性”

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

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

之效，反有误届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

，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

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逋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

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千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莊没有交逋便利以前，卜个中国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

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入广州或者上海家興；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下也‘定价格更廉。

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被掏汰出局。

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朱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

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交出产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润，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

不难想像，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

的市场交换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也正在中国的富区和穷区之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