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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的这边和那边（第6页）

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

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费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我想，德里克和白永瑞两位先生倡导的“批评的地区主义”

（CriticalR&gionalism）也许包含了这种广义的自省态度。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过“世界政府”

。

这种期待在当时还是诗意的预言，在眼下却已成为现实需要的施工方案。

作为一个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民族国家的疆界显然只便于对土地、矿山、港口的控制，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电子符号的时候，当人类的生存威胁也来自废气的飘流以及臭氧层破坏的时候，这种疆界无疑正在变得力不从心和陈旧过时，至少已经不够用。

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控制，正如旧时的经济需要民族国家。

各种“超国家”

的地区政府或全球政府势不可缺，其出现大概只是迟早问题。

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各种“亚国家”

的地方主体也必将千奇百异——“一国两制”

已启示了这种自治多样化的方向。

这样一个由民族国家演变为全球多层次复合管理结构的过程，当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业务，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我就不操这份心吧。

我只是对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脉跳稍有兴趣，比如白永瑞由“东亚共同体”

言及对韩国境内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时候，言及狭隘韩国利益应让位于宽阔亚洲情怀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并正是循着这一线温暖进入了他的理论。

“东亚”

意味着东亚人共同惦记着散布各地的中国非法移民，惦记着日本的地震和酸雨，惦记着朝鲜的饥饿和韩国的币值，惦记着俄罗斯远东的森林和狩猎人的歌谣……带着这种东亚的温暖回国，我在机场候机厅看到电视里中国五十周年庆典的游行场面。

美国BBC对这一庆典的报道照例不会太多，除了给漂亮的红衣女兵较多性感镜头，反复展示的是中国。

F-31远程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

记者和客座评论员的声音一次次出现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

“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

“这是可以打到美……”

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则在播放观众们的兴奋之态，至少有不下三个中国人在受访时冲着镜头断言：“下一个世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

这两种电视节目真是很有意思的对比。

美国人的戒意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导弹毕竟不是一瓶瓶巨型的茅台酒。

中国人的自豪当然也可以理解，在积弱几个世纪之后，一个民族的复兴前景无法不令人激动。

但仅仅这样就够了么？美国人如果不能把中国的成就看成是全人类的成就，不能由衷地为之喜悦和欣慰，这样的美国人是不是让人遗憾？中国人如果只是想开创一个“中国人的世纪而无意让这―个世纪也成为希腊人的世纪、越南人的世纪、印度人的世纪、南非人的世纪、巴西人的世纪以及美国人的世纪，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是让人恐惧？

在境外观看有关中国的电视，每个人大概都会有别，样的感受。

1999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9年《天涯》。

译成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