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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假定（第3页）

《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巳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

在广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

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

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

惟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

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剌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藶一个夜晚。

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

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

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人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词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已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

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四

吉拉斯的理论深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

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

我经历大学的动**，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

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

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

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荽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

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

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暧，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

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

各种学说和事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

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

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

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

在当今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髙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

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

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人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惟一剖面。

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

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