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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因教临时建筑以及兔子（第2页）

真理与谬误的差别，并不是像很多现代学人以为的那样——是虚无与独断的差别。

真理有点像公因数，是多数项组合关系的产物，为不同知识模型所共享。

在瓦懈诸多独断论的过程中对这种公因数小心提取、汲收以及呈现，恰恰是虚无论可以参与其中助上一臂之力的事情，是虚无论可能的积极意义所在——假如它是一种严肃的思考成果，不至于沦为轻薄的狂欢。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分化，需要良性的多元互动，于是不可回避知识公共性的问题，包括交流的语用规则问题。

打倒一切，全面造反，宁可错批三千也决不相信一个，这种态度可以支持不正当的学术竞胜，营构某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但对真正有意义的知识成长却没有多少帮助。

在差异和交锋中建立共约，在共约中又保持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是人们走出思维困境时不可或缺的协力互助。

这种共约当然意味着，所涉语义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有条件的，并不像传统独断论那样许诺终极和绝对。

因此它支持对一切“预设”

的反诘和查究，但明白在必要时必须约定某些“预设”

而存之不问；它赞同对“本质”

和“普遍”

的扬弃，但明白需要约定一些临时的“本质”

和“普遍”

，以利局部的知识建制化从而使思维可以轻装上阵运行便捷；它当然也赞同对“客观真实”

的怀疑，但并不愿意天真浪漫地时时取消这一认识彼岸——因为一旦没有这一彼岸，一旦没有这一彼岸的导向和感召，认识就失去了公共价值标尺，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一共约的态度是自疑的，却在自疑之中有前行的果决。

这种共约的态度是果决的，但果决之余不会有冒充终极和绝对的自以为是和牛皮哄哄。

可以看出，这里的共约不仅仅是一种语用策略，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命题。

它体现着这样一种知识态度，既不把独断论的“有”

也不把虚无论的“无”

制作成神话。

与此相反，它愿意方便多门，博采众家，在各种符号系统那里寻找超符号的真理体认，其实际操作和具体形迹，是既重视破坏也重视建设，在随时可以投下怀疑和批判的射区里，一次次及时建立知识圣殿。

套用一句过去时代里的俗话来说，这叫战略上要敢于虚无，战术上要敢于独断。

现代知识既是废墟也是圣殿，更准确地说，是一些随时需要搭建也随时需要拆除的临时建筑。

知识之间的交流，是各种临时知识建制之间一种心向真理的智慧对接，当然就是一场需要小心进行的心智操作，离不开知识者们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会心，离不开必要的理解力和学术道德。

可惜的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商品化和实利化，正在侵蚀这种公共秧序的心理基础。

我们仍然热爱着真理，但常常只爱自己的真理，即自己找到的真理，无法爱上他人发现的真理。

专业于国学的人可以嘲笑西学家不知中国，专业于西学的人可以挑剔国学家不懂西方；碰到人文学者可以指责他不懂经济，碰到经济学家则忍不住地要狠狠侃他一通海德格尔和尼采。

你说东我就偏要同你说西，其结果当然是双双宣布大胜。

“完全无知”

“可笑至极”

一类口气大得很的恶语在论争中信手拈来；学理上倘没法接火便信口指责对方的“官方背景”

或者“完全照抄”

“自我炒作”

，做场外的恐怖性打杀，抢先给自己筑建道德优势。

在这样=些“三岔口”

式的扑空和虚打之下，在这样一些左右逢源和百战百胜之下，知识还重要吗？不，知识所有者的世俗利益，倒成了语言高产中最隐秘的原型语言，成了文本繁荣中最隐秘的原型文本。

真理被虚无之时，就是真理最容易实利化之日。

现代的话语的游戏化和话语的权利化，分别引领着虚和实的两个方向，但这两条路线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联系，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