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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他三天以后（第2页）

当然，文化差异更是安全者的事：醉拳与棒球的区别也好，儒家与基督的区别也好，华夏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区别也好，统统以论说者们好端端活着为前提。

设想这些人遇上了大地震或大空难，遇上了凶匪悍盗的剿杀，在要命的生死关头，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多还是共同性更多？他们表现出来的逃窜或者奋战，能挂到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标签之下？难道中国人视勇敢为荣而西方人就偏偏视勇敢为耻？难道中国人想活而西方人就偏偏想死？

即便他们在逃窜或奋战的时候，有的显棒球遗风，有的显醉拳余韵，即便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在生死关头还所剩有几，但在活不活命的问题上，还能不能“多元”

？如果无法“多元”

，那么使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的一切观念、意识、制度、精神是否更能呈现共同的品质？歳者这一切观念、意识、制度、精神都不应摆上文化讨论的桌面？

命之存，文化焉附。

人都只有一条命，都只有一个脑袋一个**以及手足四肢，而这一切无论中西并无二致。

由此面产生的文化不会差异到哪里去的。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词典里，婴儿呼叫母亲的语言都是一个样：MAMA。

这种婴儿全球主义和吃奶世界主义当然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这正如“勇敢”

一类美德而不是“懦弱”

一类丑态，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里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没有什么差异可言。

在另一方面，人当然也有种族和性别的生理所属，还离不开阶级、行业、国家、地理、历史的种种生存环境，而这一切从古至今都殊分有异，由此产生的文化实在共同不到哪里去的。

特别是在远离饥饿、远离绝症、远离危险、远离幼年或暮年等半动物状态的时候，就是说，在远离某种生理自然极限的时候，人们完全可以活得各行其是各得其所，所谓文化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有效域才得以多元，才得以五彩纷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差异就可以怎样差异，要怎样冲突就可以怎样冲突，冒出一百个亨廷顿或一百个萨义德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只是不要忘了，参与文化讨论的高人们不要忘了：任何命题都面临有效域的边界，比方我们很难受得了三天饥饿——这是我们谈论文化特性时的重要边界。

漠视这一类边界，任何真知都是谬误。

1998年5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芙蓉》，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