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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第7页）

，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

。

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

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

以壮观瞻”

[50]。

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

唯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

然当在欧洲朝拜之。

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

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洲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

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

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

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

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

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

诚非虚语。

六、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政权，受到这个政权沉重打击的是官绅地主。

不过，也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

张献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惊，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

[51]这种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张献忠作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随着地位的变化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朴素作风。

由于后妃众多，太监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以后的情况一样，张献忠也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不准人们使用“献”

“忠”

二字，犯者严惩。

连往代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也一概铲掉。

史料记载：“近日人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亦皆镵去。”

[52]“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阁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

[53]

第三节　官绅地主的叛乱和大西政权的加紧镇压

历来的封建史籍，对大西军在四川的作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

，把张献忠描绘成以四川百姓为敌的凶神恶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献忠占领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

，徐图向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