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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举为目的的书院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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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明代的书院教学与当时的学制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
北宋时期,庆历、熙宁、元丰、崇宁各代都致力于振兴学校教育,其间,科举制度得到改良,从而使官学趋于兴盛。
到了南宋,则出现了官学衰微、书院隆盛的情形。
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唐代,但到宋代才新建起众多的书院。
在这些书院中,硕儒成了讲主,而且书院中实行的也未必是科举的预备教育。
然而,随着官学的隆盛,士人大都变得追逐名利,从而使书院教学逐渐衰微,到北宋末年,大部分书院被废止了。
到了南宋,书院再度复兴,而书院教学也变得兴盛起来。
尤其是白鹿洞书院,朱子将其复兴后,还亲自做了洞主,陆象山则在那里举行过有关《论语》的君子小人义利之章的讲演,给予朱子及其门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之一跃成为闻名天下的书院。
(1)
到了元代,书院教育虽有发展,但因其官学化而失却了书院教学的本来精神。
至于明代,经过整顿的学校及科举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教育完全成了科举的预备教育。
举业的范围限定于“四书五经”
,并以程朱之说为标准,于是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以作为应试者的标准答案,应试者需全力以赴地将其完全背诵下来。
科举考试时,还要求作所谓“八股文”
。
因此,教学内容变得空泛,而应试者则专心于投机取巧,终于产生了甚多的弊害,并导致了极端的堕落。
正因为如此,才使朱子学沦落到了与汉唐儒学一样的训诂学的地步;加之其成了能据此获利的工具,故而又使自己的真精神丧失殆尽。
在明初,书院的复兴和建设虽逐步展开,但并不发达,一直到成化以后,才渐渐兴起,至嘉靖、隆庆年间而趋于隆盛。
但这些都是靠王阳明及其门人以及湛甘泉的努力讲学才得以实现的。
这时,教学的真精神受到重新重视。
那么,书院教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理想人格的教育。
学而成圣,这是宋明理学家的普遍看法,而书院教学的目的就在于此。
圣贤与愚不肖虽说在气质禀赋上有所不同,但都具备同样的道德本性,只不过由于明察完备与否而产生了差别。
所以人们在知识方面尽管有生知和困勉之别,但都可能成为圣人。
这就是说,学问并不是满足人们功利欲望的手段,而是必须以彻头彻尾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为目的,这才是他们的思考方法。
所以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文中所制定的教学目标,不是“为人”
(《论语·宪问》),而是“为己”
(同上)。
当时官学普及于天下,并且都实行科举的预备教育,其教学手段亦大都服务于功名利禄,朱子因而对其弊病十分担忧(参见《朱子语类》卷109),并深刻论述了教学目的在于道德伦理的观点(参见《朱子文集》卷78,《信州铅山县学记》《衢州江山县学记》)。
朱子的讲友张南轩也同样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明伦,而决非追逐科名利禄之计,习得言语文词之工(参见《张南轩文集》卷10,《郴州学记》《袁州学记》《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因此,朱子和南轩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反对科举的。
既是朱子讲友又是其论敌的陆象山也同样持反科举的态度,只不过没有朱子等人那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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