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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第1页）

马克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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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克哈特在自己的演讲中将一个古老的欧洲晚熟的智慧付诸表达时，马克思正在准备发表《资本论》。

在这部书中，全部历史被归结为一个社会—经济程序，它日益尖锐化为一场世界革命和世界更新。

作为19世纪40年代革命运动最激进形式的代表，马克思并不是要延缓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衰亡，而是要推进它，直到整个历史程序的最终完成。

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作者同他“过去的哲学信仰作了清算”

，并且毅然转向经济分析，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

，但是，作为“唯物主义者”

，他依然是一个具有杰出历史感的哲学家。

然而，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却远不如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那样更是一位历史哲学家。

因为后两部作品的最突出特征，并不是独断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是把所有这些范畴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结构中去。

就像黑格尔在哲学中和鲍尔（F.C.Baur）在神学中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也把他的具体科学问题转化为历史问题。

马克思历史感的核心意义最初体现在他于1841年所作的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博士论文中。

对古代唯物主义的这一分析的主题思想，就是关于后来哲学的历史意义的一般性问题。

马克思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学派的学说，与现代的、黑格尔之后的学说，特别是与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进行比较，以便把这些片面的、道德化的宗派的历史意义描述为过去完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纯粹沉思哲学的必然结果。

因为当一种古典哲学的抽象原则，就像在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里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时，一种沿着传统路线的继续发展就不再可能了。

在这样一些历史转折点上，必须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与哲学传统决裂。

紧接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是以历史的、必然发生的、动摇一切的突变。

没有看到一种新开端的必然性的人，就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像黑格尔的那些保守的学生那样，“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

大师、“用卡拉拉大理石”

雕刻出来的东西。

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一种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时，才能够懂得，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一个芝诺、一个伊壁鸠鲁和一种怀疑论，为什么在黑格尔之后还能够出现现代哲学家的各种“毫无价值的尝试”

。

“在这样的（批判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的观点同全体统帅的观点是对立的。

统帅认为，裁减战斗部队……签订符合现实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kles，即马克思自己）在雅典城（即哲学）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元素上（即在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即一种崭新的哲学）。”

继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它或者是以伟大斗争为标志的，或者是跟在过去那些历史上的伟大时代之后跛行。

这个铁的时代是可悲的，因为旧的诸神已经死了，新的神还捉摸不透，就像朦胧的光一样，既可能转化为一片黑暗，也可能转化为一派光明。

在这样一个危机时代，不幸的实质在于，当相对的幸运存在于哲学意识的各种主观形式之中，例如存在于古代晚期和临近结束的基督教的各种私人哲学中的时候，时代的精神却不能坦率地承认现实。

“共有的太阳”

落山了，只有“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

照耀着黑暗。

但是，由于马克思已经清算后黑格尔哲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所以，他信心十足地抢先提出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种确立理性与现实统一、本质与存在统一的未来哲学。

不过，如果理性在整个物质现实领域里确实得到了实现，那么，哲学自身也就被取消了。

它成为一种实践的理论。

世界曾由于黑格尔而变为哲学的，变为一个精神的王国，而如今，哲学则由于马克思而变为世俗的，变为政治经济学，变为马克思主义。

借用基尔克果的术语来说，这个“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