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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乾嘉学派的研究（第1页）

三、对乾嘉学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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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看到您的学术论著中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乾嘉学术编年》，是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还有一本《乾嘉学派研究》也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

是否可以谈一谈，关于乾嘉学派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您为何要投入这项研究？

答：这是一个大问题，只能粗略地谈一下。

最近10多年间，乾嘉学派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若干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地区，都有不少论著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在乾隆初叶以后，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

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章太炎先生所著的《訄书》中曾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原因。

“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

，讲的是学术原因。

是说经过宋明数百年演进，入清以后，理学在理论上已经枯竭，不可能再有发展的空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术要继续往前走，就只有寻求其他途径。

也就是说，17世纪中叶以后，用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去取代理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的时代要求。

另一方面，“多忌”

、“愚民”

等说法讲的都是明清更迭所酿成的政治原因。

“多忌”

指学术界所受到的政治制约而言，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高压，避忌太多，学术失去生机，万马齐喑；“愚民”

是就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而言，由于愚民政策的需要，自然不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

正是这学术、政治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乾嘉诸儒“治经以纾死”

的局面。

我觉得章太炎先生所谈的这两方面原因，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章先生正倡导“革命排满”

，对清政权成见很深，所以他没有，或者是不愿意去考虑清中叶以后，迄于乾隆中，中国社会的由乱而治，相对稳定的情况。

正是看到了章先生论证的不周密，稍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方面既承袭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从学术和政治两方面去观察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社会相对稳定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梁先生就此提出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他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

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这样，梁先生便在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于学术、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之外，又加上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继章太炎、梁启超二位先生之后，钱穆先生和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可以说鞭辟近里，后来居上。

无论是钱穆先生视宋明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为一整体，凭以揭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

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的认识规律，还是余英时先生就学术演进而首次阐发的“内在理路”

学说都是领异立新，超迈前贤的，他们把问题的探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问：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