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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栋与戴震（第1页）

二、惠栋与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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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戴震离京南还，途经扬州。

此时的扬州，正值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驻节，见曾擅诗，雅好经史，一时江南名儒多集于其幕府，南来北往的学术俊彦，亦每每出入其间。

戴震抵扬，恰逢大儒惠栋、沈大成主卢幕西席，助见曾辑刻《雅雨堂藏书》，以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

此后二三年间，戴震皆客居于卢见曾幕。

面对饱学务实的前辈大儒，戴震为宗法汉代经师的风气习染，与先前在京中俯视一辈新科进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惠栋长戴震27岁，乾隆十九年即入卢氏幕府，最称前辈，影响卢氏及一方学术亦最深。

惠栋早先即从亡友沈彤处得闻戴震博学，此番晤面，若旧友重逢。

据戴震称：“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

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

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

’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久觏，益欣幸获觏先生。”

[1]戴震同惠栋在扬州的相处，虽不过短短数月，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其尔后的为学，留下了颇深的影响。

其大要有三：

首先，是推崇郑玄学说，抨击宋明经学为“凿空”

。

王昶为惠栋学说的追随者，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即问业于惠栋。

乾隆二十一二年间，昶又与栋同客卢见曾幕。

二十三年五月，惠栋在苏州病逝，王昶为栋撰墓志铭，文中记云：“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

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

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

[2]为明一己学术宗尚，王昶青年时代即以“郑学斋”

为书室名。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在京应顺天乡试，应昶请撰《郑学斋记》。

震文开宗明义即云：“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

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

继之尊郑玄为一代儒宗，述郑学兴废云：“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

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

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

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

戴震认为，宋明以降，经学的积弊就在“凿空”

二字，他说：“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

震文以朱子当年抨弹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例，指斥宋明经学的病痛云：“自制义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

抑亦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

文末，戴震沿惠栋训诂治经、兴复古学的主张而进，对郑学做出界定，指出：“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