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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提倡理学到崇奖经学（第1页）

三、从提倡理学到崇奖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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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二十一年以后的经筵讲坛之上，清高宗何以会屡屡立异朱子，心裁别出？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入论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如果从高宗即位，尤其是乾隆五年理学的提倡未见成效之后，其学术好尚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或许能够寻觅出其间的线索来。

如何处理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这是入清以后，伴随社会的由乱而治，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日趋高涨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声浪中，清廷于康熙后期的表彰朱子学，就已经显示了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发展趋势。

所以，清圣祖既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1]又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

[2]他明确昭示子孙：“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

提出了“以经学为治法”

的一代家法[3]。

世宗当政，为时过短，崇尚经学的文化举措未及实施，即过早地去世。

高宗即位，凭借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国基，他所获得的是一个承平安定的江山。

经济的富庶，政局的安定，使他得以从容地去实践其父祖的未竟之志。

乾隆元年四月，高宗重申“首重经学”

的一代家法，命广布圣祖时期官修诸经解，以经学考试士子。

他说：“圣祖仁皇帝四经之纂，实综自汉迄明，二千余年群儒之说而折其中，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相去悬殊。

各省学臣，职在劝课实学，则莫要于宣扬盛教，以立士子之根柢。”

[4]清高宗的谕旨表明，此时清廷所尊崇的经学，绝不仅仅限于宋元理学诸儒的解说，而是要由宋明而远溯汉唐，博采历代经师之长以“立士子之根柢”

。

乾隆二年三月，高宗命儒臣每日缮写经史奏疏进呈。

三年十月，他又号召天下士子“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

，指出：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

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

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

[5]

在清高宗的倡导之下，各地学政闻风而动。

四年三月，先是陕西学政嵩寿奏：“请于《四书》经义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

童生中有能背诵《五经》，兼通讲贯者，量行取进。”

[6]随后山东学政徐铎又奏：“荐举优拔，贵乎通经致用。

请嗣后报优，注明通晓何经，拔贡改试经解。”

[7]同年六月，安徽学政郑江举荐的优生陶敬信，将所著《周礼正义》一书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