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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乾嘉汉学的形成（第1页）

二、关于乾嘉汉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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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何以会形成考据学风靡朝野的局面？前辈大师谈清代学术，这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

章太炎先生著《訄书》，率先提出讨论，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

（原注：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

）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1]章先生的这段话，讲了3层意思：一是从学术层面言，认为理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入清以后，业已失去其发展的理论空间；二是就知识界状况言，因为政治上的避忌太多，因而文人学士的作品遂失去勃勃生机；第三则是就朝廷的文化政策言，由于清廷实施“愚民”

政策，桎梏人心，故而学以经世的传统遂告不振。

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便形成学术界治经以纾死的格局。

对于“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

的问题，梁启超先生大体沿袭了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他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

至于这种客观考察“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

？梁先生则认为：“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

在考察清初以降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之后，梁先生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

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

第二，“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

。

[2]

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的看法，与章、梁二位先生有同有异。

钱先生不赞成梁先生的“道学反动”

说，他把清学与宋学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的主张。

钱先生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

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

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

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

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

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

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