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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初文化政策的主要方面（第1页）

一、清初文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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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一朝，戎马倥偬，未遑文治，有关文化政策草创未备，基本上是一个沿袭明代旧制的格局。

康熙初叶，南明残余扫**殆尽，清廷统治趋于巩固。

圣祖亲政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文化建设亦相应加强，各种基本国策随之确定下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三藩乱平，台湾回归，清初历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伴随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学术文化事业蒸蒸日上，臻于繁荣。

清初的文化政策，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高压政策的确定。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它必然要受到所由以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从而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另一方面各种具体政策的制定，又无不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左右，成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形式上是所谓“满汉一体”

的政权体制，但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才是这一政权的实质所在。

这样的政权实质，就决定了满洲贵族对广袤国土上的众多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

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便是民族高压政策的施行。

由顺治初叶开始，以武力为后盾，渐次向全国推行的剃发易服，构成了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内容。

这一政策的强制推行，其结果，一是直接导发江南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促成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

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

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禁阏思想，摧残人才，成为一时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二，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

科举取士，自隋唐以来，历代相沿，既成为封建国家的抡材大典，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

明末，战乱频仍，灭亡在即，科举考试已无从正常举行。

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

十月，世祖颁即位诏于天下，明令仍前朝旧制，“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

[3]，从而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科举取士制度。

顺治二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廷从科臣龚鼎孳、学臣高去奢请，命南京乡试于同年十月举行。

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疏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

，以消弭士子“从逆之念”

。

[4]于是乡试推及浙江。

翌年二月，首届会试在北京举行，经三月殿试，傅以渐成为清代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

同年八月，为罗致人才，稳定统治，清廷下令复举乡试，来年二月再行会试。

于是继傅以渐之后，吕宫成为新兴王朝的第二名状元。

后来，傅、吕二人均官至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