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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1页）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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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的学问与我

［日］久保田文次

胡永弘译

我与章开沅先生初识是在1979年的11月，而章先生使我第一次深铭肺腑的文章，是1978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

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同盟会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作为与之相伴随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成长的成果而诞生的中国同盟会，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认可了同盟会领袖孙文的领导作用、同盟会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

有关辛亥革命的问题，当时我是赞成野泽丰先生、菊池贵晴先生的观点的，并且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农村、农民的状况做过些许的研究，因此觉得在章先生的文章中，有同感之处很多。

“**”

时期，“阶级斗争至上论”

已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国学术界，大凡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及价值皆予以否定，对辛亥革命及孙文的历史评价，不用说也大大降低。

由于阶级斗争论及毛泽东思想之观点的影响，就连日本的历史学界，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每每遭到鄙视。

有关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孙文的研究，片面强调其局限性及缺点的论调颇占上风。

我承认这些局限性及缺点的存在，但认为这些局限性及缺点应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来理解。

我认为那些主张批判辛亥革命的人们，是把毛泽东思想过于神化了，或者是把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过于理想化了。

当时的我，是崇敬毛泽东的，对他在“**”

初期表明的理想产生过共鸣。

我只是觉得不应该神化毛泽东。

这种观点，在当时被批判为“庸俗唯物史观”

，但按照古典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高度发展之后才会成为可能。

因此，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是进步的现象。

在目前正顺利发展着的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现的过程中，它们无论哪一个都支付了“跳越”

资本主义阶段的“账单”

，预计到头来还是要补上对资本主义的体验或对资本主义进行“补讲”

。

然而，由于“**”

的影响，提出这种观点是要有勇气的。

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尽管对中国及毛泽东的做法有质疑及批评，但容易受中国的形势及中国学界的影响。

因此，大家担心只要中国的形势不变，就不能充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吗？

1976年，“四人帮”

被逮捕，1978年开始实施以“四个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