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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流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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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亦如梭
百年校庆征文的题目是岁月如歌,我却常常感到岁月如梭。
多少往事,历历犹在眼前,仿佛就是昨天。
我与华师可说有缘。
1933年父亲在汉口一家银行工作,但却住在文化氛围较浓的粮道街。
我和姐姐读胭脂路小学,同住一屋的小舅则因师从余家菊教授而借读于中华大学,正好是古老的石板长街的两头。
中华大学的校舍比较逼仄,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但对我这个一年级小学生来说,却仿佛是高不可攀的山峰。
1948年深秋,我与千千万万的民主青年(当时对蒋管区进步学生的通称)一样,满怀革命**奔赴中原解放区。
本来许昌市人民政府想留我们就地办报,但我却因为仰慕范文澜的大名,毅然前往刚解放的古城开封,进入刘、邓首长亲自创办的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虽然是借用河南大学的正规校舍,但由于我们到校较迟,只能住在临近贡院由考棚改建的简陋宿舍中。
寒冬腊月,朔风呼号,大雪纷飞,我们盖的却是两斤半的薄棉被,和衣卧在土砖砌成的冷炕上,早上起来仿佛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
二野是四大野战军中最穷最苦的一支部队,我们穿的都是手织土布的棉军服,由于没有真正的染料,所以显得灰不灰白不白的。
为了不给新解放区老百姓增加负担,我们吃的是远从东北运来的高粱面。
那时火车未通,全靠手推小车长途运输,日晒雨淋大多已经变质,做成的窝头又黑又硬,苦涩无味,吃什么拉什么,故被称之为“铁塔”
(开封名塔)。
但是艰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减低我们学习马列、改造思想的热情,校园中充满着青春活力与蓬勃生机。
我当时朝思暮想的就是早日奔赴前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可是大军渡江,进军西南乃至解放海南岛,我一次又一次请战,一次又一次没有得到批准。
学校领导说,全国就要解放了,要储备理论骨干,将来办新型正规大学。
于是,我这个金陵大学本科三年级还未读完的历史系学生,就被留在研究室边干边学。
老同志勉励我:“别忘记这段啃窝头的艰苦岁月,将来回忆起来是一种光荣,一种幸福。”
是的,我确实珍惜这些燃情岁月,那床两斤半的薄棉被随着我行军南下,带到武汉,盖了不知多少年,以后又先后成为两个女儿和外孙女的垫被。
到武汉以后,中原大学仍然保持着老区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我曾担任过教育学院研究生会主席,老院长王自申经常握着我的手谆谆叮嘱:“千万别忘记延安精神。”
1950年年初,中南局命令我们分赴中南5省进行教育调查,我带领一队学生到河南信阳、淮阳两个地区。
当时铁路、公路都未畅通,经常要冒着北风严寒背着背包长途跋涉,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要走百余里,脚都起泡,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退却。
晚上打开背包睡在湿冷的地上,第二天一早打起背包又出发,就是这样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两个地区十几个县的繁重调查任务。
1951年暑假,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校合并,于是又进入创办新型正规师范大学的战斗历程。
那时办学规模突然扩大,教学任务繁重而教师人数又较少。
我先后教过历史班、历史专修科、历史系本科、教育系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还要为全校公共课新民主主义论作辅导报告,有段期间一周要讲13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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