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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啊大学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读后（第1页）

大学啊，大学！

——《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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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与大学相伴，即令是浪迹海外多年，依然到处以大学为家。

在我的心目中，一座座大学都是有生命的，有人格的，有个性的，各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各有自己的历史沧桑。

或许也可以说，每一座大学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永远都难以读懂，读通。

作为绵亘千古的大学流水筵席上的迟到宾客，中国大学生不逢辰，时运不济，堪称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历经坎坷，步履维艰。

但是，它毕竟是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顺乎潮流，适应社会发展与救亡图强的需要，因而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也曾有过自己的兴盛与辉煌，而且还满怀着对于更为美好明天的憧憬与期望。

我曾经两次亲历过中国大学遭遇的大劫难，一次是日本侵华战争，一次是“**”

。

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土大片沦陷，绝大部分大学校舍被霸占甚至焚毁、炸毁，许多学校师生被迫流亡千里，辗转西迁。

“**”

以后，直至1984年我接任一所大学校长，放眼校园依然有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之感。

但是，使我感受更深的，却是大学生命力的旺盛与顽强，只要是稍具规模并略有特色的大学，一般都有相当坚韧的灾难承受能力，大多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浴火而重生，并且孕育着新的发展。

抗战期间的大学西迁，看来是被动的撤退，但似乎又可以看做是积极的西进，即文化教育资源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幅度转移，其短期效应是文化版图的变易，而其长期效应则是对于西部腹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富有成效的深层促进。

经过史无前例的抗战磨炼的大学，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所焕发的大学精神，至今仍然为时人所神往，是教育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

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给大学造成的是另一种严重破坏，其后果亦堪称为创深痛剧。

而经过此番劫难的大学在“**”

后又复重整家园与百废俱兴，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如同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还来不及抚平自身的伤痛，便雄心勃勃地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

大学在解放思想，革故鼎新方面走在社会的前列，无愧为时代的骄子与文化的先锋，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大学精神。

这或许正是许多人至今还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美好回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可以看出大学在人世间绝对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密切相关。

因此，研究大学的历史，既要研究大学的内部结构，也要研究大学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研究大学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许小青博士研究中国大学史多年，深知其中奥略，这本《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是经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

他刻意将这所大学视为一个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组织而置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中，考察在政治变迁过程中，东南大学如何从一所地方性大学演变成首都最高学府，以此揭示这所大学与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由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大学是一个小社会，那么它所侧身的大社会更是包罗万象，不过对学校运作关系更为直接的毕竟是政府（国家）、政党与相关社会群体。

从1919年到1937年，正好是从五四运动，经由国民党“统一”

中国并迁都南京，于是有所谓经济、文教的“黄金十年”

，直至“七七事变”

“淞沪之战”

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这十几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变幻莫测。

政治重心的南移，是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优势扩大的结果；而政治生态版图的变化，又必将引发文化生态版图的相应变化。

这就是从东南大学（地方大学）演变成为中央大学（首都大学）的大背景与大视野。

但是，作者并没有预设结论或单纯作理论推演，他的着力之处，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主要是依托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