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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
——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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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期待着未来的革命,但未来的革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也许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当乐观。
他们似乎认为,既然革命并非动乱,而是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在理性的指引下进行的,那么它就将是一个平稳、一帆风顺的过程,其间没有暴风骤雨、惊涛骇浪,没有尔虞我诈、阴谋诡计,更没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有的只是至虔至诚的理性崇拜,轻言慢语的问题讨论,温文尔雅的你谦我让,和公意达成、革命成功时的万众欢腾、普天同庆……总之,那将是一个理性的阳光普照大地的时代,一个祥和、升平的世界。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革命”
在当时许多开明作家笔下会被涂以“仁爱”
的色彩。
就未来的法国大革命而言,它就曾被设想为“将不是通过武器的力量、强制和暴力,而是通过普遍的信心、根据全国所有等级的一致意愿来进行的”
,被设想为一场“最彻底”
同时又是“最有益”
的革命。
有人还这样鼓吹:未来的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也以“17、18世纪在精神领域发生的革命”
为渊源;而这场17、18世纪的革命乃是“讲礼貌、重知识”
的现代欧洲之母,所以经过开明知识分子的准备,未来的大革命也将以仁爱的方式进行,它将通过公共讨论来普及和强化自己的原则。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在当时对“革命”
的看法都这样乐观。
很明显,当卢梭说出“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会怎样?”
(《爱弥儿》)的时候,当马布利认为革命即使有可能被导向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种“动乱”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流露出一种对于革命的形态和前途的深切焦虑。
他们似乎隐约地感到,革命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危机状态,有可能出现各种动**、危险和艰难困苦,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意味着一个民族为摆脱奴役将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说一个民族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必须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
总之,革命绝不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游戏。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最明确地表述过“革命”
的这种“危机”
特征的人,大概莫过于兰盖(Simon-NiriLi)——当时的一位报纸主编。
他的《政治年鉴》(全名为《政治、民事和文学年鉴》)在大革命前曾经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报纸,每期印数多达两万份,居当时全欧之冠。
就在这家报纸上,兰盖向人们发出警告:即将到来的革命绝不像哲学家和行政改革者们所许诺的那样是一场“和平的转变”
;其实任何革命都是一场“危机”
,是决定一个患病的社会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政治年鉴》开始出版于1777年,1788年年末停刊。
该报纸的头几期对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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