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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宪制动荡的心态根源（第1页）

二、法国宪制动荡的心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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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在建立宪制方面的困难，首先表现为革命期间宪法更迭的频繁。

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短短的十五年间，法国竟先后有过五部宪法：即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和1804年宪法（后两个属拿破仑时代的宪法，大同小异）。

这种制宪的困难甚至在大革命之后还在长期地折磨着法国人，在那片土地上还将接二连三地生长出1814年路易十八宪章、1830年路易·菲力普宪章、1848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年拿破仑三世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以及现在还在实行的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

这一情况，同美国革命创造的1787年联邦宪法二百多年来的一以贯之（尽管陆续附加了一系列修正案），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其次，只要统观一下从1791年到1804年的五部宪法，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国革命的宪法形态经历了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议会由一院制经二院制转变为橡皮图章式的多院制；政体由君主立宪制经民主共和制转变为表面上的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实际上的个人独裁；《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开始时曾享有居于宪法引言的首要地位，到热月政变后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句话，还不到波旁王朝复辟，法国革命自己就走完了从反对君主专制到接受君主专制这样一个“怪圈”

。

大革命最终以拿破仑独裁结束，这里的确有无数偶然因素（如波拿巴竟能摆脱英国舰队的追逐只身从埃及穿越地中海回国之类），然而，当时的法国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压迫，却终究是由某些长时段的、必然的因素决定着的。

而民族心态的因素，或者说当时法兰西民族所固有的“重权轻法”

的性格倾向，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

在1794年因被革命政府通缉而自杀的法国著名作家尚福尔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英国人重法而轻权，法国人则重权而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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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道出了18世纪英法两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差异。

1763年，英国有一位名叫约翰·威尔克斯的新闻记者（此人本是个不讲原则的冒险家），因在报纸上指责国王乔治二世撒谎而被捕。

但他毫无惧色地在法庭上同下令逮捕他的国务秘书展开辩论，终于被宣布无罪开释。

随后的两年里，由这件事又引发了一系列反王权的案件。

差不多与此同时，法国最杰出的法理学家之一、雷恩高等法院大法官拉沙洛泰却在1765年锒铛入狱，未经审判地被监禁了九年，原因仅仅是怀疑他写过两封谩骂国王路易十五的匿名信。

法国人在1789年宣布要同旧传统决裂，要制定宪法来限制王权，似乎是痛下决心要革除这种“重权轻法”

的国民性了。

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庄严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不解散”

，6月23日，米拉波轻蔑地告诉奉国王之命驱赶第三等级代表离开会场的司仪官德布雷：“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是代表民意在这里开会的，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

可见这些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在建立宪制的问题上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法国出现这种藐视传统、不合常规的举动绝不是偶然的，是由冉森派和高等法院发端并由启蒙运动有力推动了的立宪主义运动长期宣传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