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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化主张的个性（第1页）

三、新文化主张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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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的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列；[1]这里要强调的是，因为有了反省现代性的自觉，梁启超的新文化主张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归国初，蒋百里为《改造》杂志第一期组稿事致信梁启超，主张“拟用新文化运动问题”

。

他说：“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以为确有几种好处。

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

后者复书说：“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之我见’，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

[2]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改造》半月刊前身是《改造与解放》，1919年9月梁启超与张东荪、张君劢等创办于上海。

创刊号问世时，梁等正游欧洲。

1920年3月梁启超归国，“以名称贵省便故”

，更名《改造》。

作为更名后第一期重头文章，宣示其基本方针，自然关系重大。

原议题目《新文化之我见》本身既说明梁启超诸人主张新文化，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于如何发展新文化，与陈独秀、胡适诸人“主张各有不同”

，所以蒋百里才说“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

。

此其一；后来原议文章因担心引起误解果然没有发表，说明梁启超有顾全大局的意识。

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原议的文章具体要写什么内容，但是，从蒋百里强调吾人的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

来看，其本意是求同存异，彰显欧游后愈益自觉的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应是很明显的。

尽管梁启超始终没有发表“新文化之我见”

一类的文章，但与其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相较，他坚持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持论不同凡响，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新文化运动的“评判的态度”

，也应当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为包括陈独秀在内，时人对于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本质的概括都不免过于笼统。

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简单来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

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

[3]应当说，这是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或根本意义所做的最著名也是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概括，在当时影响甚大。

不过，从胡适所强调的此种态度含有三种“特别的要求”

，即对“习俗相传的制度风俗”

、“古代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

、“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