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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视角的分道扬镳与唯物史观的魅力（第1页）

三、两种视角的分道扬镳与唯物史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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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李大钊分别代表的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虽有交汇，却非殊途同归，故其最终趋向，难免分道扬镳。

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在他著名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说：“社会主义赖以生长的土壤，当然就是对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严重失望情绪，而这种秩序被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

[1]欧战后，社会主义所以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反映了人们对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严重失望情绪”

；尽管它流派纷起，但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只记取社会主义所共同期许的建立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是正义的、合理的。

换言之，社会主义之于他们，实际上还仅是个笼统的理想或时代应有的精神。

所以，一旦说到实处，要怎样在中国实践这一选择，人们思想的分歧便突显了。

戴季陶曾生动描述了时人向往社会主义，却发现身在歧路的困惑：“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

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

究竟向右呢？向左呢？自己也分别不出来。

好容易有聪明的人，在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点上发现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来，以为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了，谁知刚走上了路，就看见前途横着几条分歧的大路。

向哪一条走好呢？法国人向哪里去了？英国人向哪里去了？德国人俄国人都各有各的路去了。

顾得东来顾不得西，可怜这睡眼蒙眬的中国人，竟变成一个心中无主的迷路儿了。”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戴季陶虽然相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也未尽脱上述思想上的笼统。

所以，他又说：“‘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照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

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

“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

[2]这也正是他最终并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便不难理解，梁启超诸人何以一面说社会主义必将大昌，同时又提出“社会主义商榷”

，强调“精神是绝对要采用”

，但因中国工业过于落后，尚未出现西方那样的阶级对立，故在“方法”

上当予以变通。

梁启超主张实行“社会政策”

，即“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

，提倡劳资间的互助精神，体现“良法美意”

，以保证实业的“合理健全的发展”

，从而避免社会革命。

[3]张东荪说自己与梁启超的观点“完全相同”

，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而于“要创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

。

[4]二者名义上都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与目标不能忘，但实际上他们充其量是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

这与胡适主张的运用“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

，“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的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

，[5]异曲同工。

李大钊诸人则不仅坚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坚信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精神或目标，而是改造现实世界科学的方法和必须加以实践的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

1920—1921年，蔡和森曾几次致书毛泽东，其中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