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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视角的交汇: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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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说:“亚洲的反现代化批评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出其重要性,它实际上是大战及战后西方惨况和悲观的产物。
是故相当讽刺性的是,在西方本身进入了由大战产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时期,亚洲对西方化的批评者在亚洲才变为得势。”
[1]艾恺认为,战后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出现的批评西方的浪潮,乃源自于欧洲。
这是合乎实际的。
故要理解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便不能不首先关注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我在《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一文中,[2]对于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曾作这样的描述:
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钜。
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谓“西方没落”
、“上帝死了”
,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
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
。
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曾凯歌猛进,以至于人们尊理性为最高法庭,强调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
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
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
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
。
所谓“破碎的世界”
,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
: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
,“世界失去魁力”
,“使生命毫无意义”
。
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
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于发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
“人是什么”
?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
。
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
,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
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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