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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哲讲学与国人的以俄为师（第1页）

三、名哲讲学与国人的“以俄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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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有单纯的文化范畴，也不再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成为了社会改造运动。

“新文化、新道德”

的原有诉求，很快便为日渐高涨的直接要求改造社会的声浪所取代：“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

[1]傅斯年敏锐地感受到了此种变动，他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

，“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

[2]杜威诸人所以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国人对名哲的指导，深抱厚望。

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首先感兴趣的不是他们高深的哲学本身，而是他们对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建议。

一位青年写信给罗素说：“自从1919年以来，学生界似乎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因为他们已经准备迎接中国社会的一个革命的时代”

。

“我胆敢代表大多数中国学生向您”

提出要求，“因为我们大多数希望得到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知识，一句话，我们亟欲求得关于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

，希望您能超越尚嫌保守的杜威，为大家提供这方面更多的知识。

[3]1920年底，罗素在致友人书中也提到：“（中国听众）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

[4]名哲的讲演，尤其是杜威与罗素，显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大受欢迎。

孟禄高度评价中国的学生运动，他说：“各国的学生，没有像中国学生在社会上占这样大的位置的。

中国学生自五四学潮以来，对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是能有很大的贡献。”

他甚至还鼓励学生进一步扩大影响，说：“学生运动，不单就外交方面，如对于腐败的内政，贪官污吏，更应有正当活动的机会，影响亦大。”

“现在中国的政府，真是腐败，但是费了许多力量，还不见得有什么效果，究有何用？所以诸位当彻底的想想，究竟怎样才能使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效力上变做好政府。”

[5]孟禄这些大胆的话，连平时不愿谈政治的胡适听了都倍受鼓舞。

他说：“孟禄先生说的话，是我们这群平常被人叫做过激派的人不敢说的话。

我们袖着手，看着政治一天天腐败下去，不努一点力，却厚着脸皮去高谈外交。

我们听了孟禄先生这样说，能不惭愧吗？”

“当今中国的青年对于国内政治的腐败，有什么改革的运动，我一定加入的！”

[6]

杜威与罗素讲学时间最长，涉及了社会的结构与改造更加广泛的议题，影响自然更非一般。

例如，杜威关于学校即社会的思想，就成了人们倡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人俊说：“我的希望是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但现在学校教的是死书，不与生活发生联系。

“杜威说学校即社会，中国的学校只是监狱、寺院”

，除了教人技能以糊口外，不能让人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此种教育是统治阶级妨碍民众觉悟崛起之麻醉剂”

。

“我们现在没有推翻这种政府，我们自然不能希望改造今日的教育制度”

，但是，我们仍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如办平民教育、组织工会、农会及其他团体、加入革命的政党、当新闻记者做宣传事件等——以求补学校与人生间之罅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