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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第1页）

四、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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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中国与西方，都面临着一个追求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时代，但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效法西方的新文化运动洪波涌起之时，国人却发现西人也正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反省自己的文化。

缘是，就中西文化而言，国人面临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理性选择：第一次是要求摆脱“天朝大国”

的虚骄心态，选择“师夷长技”

即学习西方；这一次则是要求摆脱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选择自主发展，以实现民族的真正觉醒。

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侧面，考察志士仁人的这一心路历程。

欧洲自19世纪末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反省现代性，反对过分理智化造成了机械的人生与人性的异化。

其理论与思辨的“理性真理的内核，以非理性和暂时形式存在”

，[1]对于西方社会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说：“浪漫主义（即非理性主义——引者）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

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2]但是，对于20世纪初刚刚走出中世纪，国衰民穷的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毕竟是第一位的。

陈独秀、李大钊都强调指出：由于中国过于落后，故其当务之急在追赶西方“动的文明”

，发达本国的物质文化，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根本取向不适合于中国。

得益于清醒的国情判断，陈独秀诸人主持的新文化运动正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博，成为了引导社会前进的时代主流。

但是，也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终究是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陈独秀诸人不可能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内在合理性，熟视无睹。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初始，陈独秀诸人纷纷借重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立论，以彰显自身追求现代性的取向，是表现为某种机智；那么，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展开，他们由主张“优胜劣汰”

的进化论，转而主张互助的进化论；由简单否定宗教、贬抑情感，转而重新肯定它们的价值；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在中西文化观上与陈独秀、胡适异趋，明确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等等，不论自觉与否，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鉴和吸纳反省现代性合理的内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存在的极端功利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的非理性倾向。

“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

[3]曾表示不容他人质疑的陈独秀，居然公开承认包括自己在内，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不了解生活本源，轻忽人文、宗教和偏向机械人生的“大错”

。

这是个典型的事例，集中说明了由于借鉴和吸纳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合理内核，新文化运动显示了自己宽容和富有人性化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