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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拷问合理的人生与文化诉求（第1页）

二、拷问“合理的人生”

与文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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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

“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

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

“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

[1]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即在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

：以“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

重新判分中西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揭出了建立“合理的人生”

的文化诉求。

这是国人对西方现代思潮变动作出反应和“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诂”

的产物。

自戊戌维新以降，追求西学、批判中学渐成潮流，至新文化运动而登峰造极；与此相应，以“旧文化”

与“新文化”

、“古代的文明”

与“近世的文明”

，即从进化论的角度，判分中西文化为后进与先进的文化，也浸成固然。

但是，欧战后，以“精神文明”

与“物质文明”

判分中西文化，以为优劣长短互见，却异军突起，变得十分流行。

[2]早在1913年钱智修即指出：“近年以来欧美各国，咸感物质文明之流梏，而亟思救正。”

[3]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更径称，欧人正“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

。

[4]将“精神文明”

与“物质文明”

并提对举，张君劢讲得最完整：“自孔孟以至宋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

[5]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风行天下，此种判分更成了新潮。

胡适对此十分反感，斥之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

，强调它隆中抑西，典型地反映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和旧势力的猖獗。

[6]瞿秋白也以为，这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

[7]长期以来，学界许多论者也往往据此认定梁启超诸人的思想，从主张学习西方向固守传统后退。

但是，实际上，这是失之简单化的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