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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再认识（第1页）

三、“科学与玄学”

之争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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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三足鼎立，常起冲突，其中关于“科学与玄学”

的论争，最能集中反映出三者思想的分野。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

他没有提出自己主张的人生观，但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以分析方法入手，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人生观无客观标准，其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

，即只能靠玄学才能解释人生观。

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力斥其非。

此后，梁启超、吴稚晖等不少人参加辩论，这便是有名的“科学与玄学”

之争，或叫“科学与人生观”

之争。

论争持续了半年之久。

同年底上海亚东图书馆和泰东图书局分别将论争的文章结集出版。

前者名《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胡适作序；后者名《人生观的论战》，由张君劢作序。

至此论战遂告结束。

这场论争虽然主要是在东方文化派与西化派中进行，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参加了。

对于这场论争，论者多作这样的判断：“这是反对科学发展的一种思想，是‘五四’精神的反动。”

[1]实则，脱离了20世纪初年西方文化思潮的变动和国人反思欧战的历史场景，对这场论争性质的判断是不可能准确的。

在19世纪的西方，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相信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思潮也风行一时。

丹皮尔说，所以称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

，不仅是因为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在迅速增长，还是因为：“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

[2]科学主义相信人的精神情感世界同样服从物理定律，拉·美特利的著作《人是机器》反映的正是这种观点。

因之，西人征服自然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日增，精神境界的提升却未免受到漠视，而使情感世界归于偏枯。

战后人们痛定思痛，多将之归罪于科学主义。

罗素说：“我们常想着专门的效能最为尊贵，而道德上的目的则不值一钱。

战争是这种见解的具体表现。”

新毒气弹可灭全城，是可怕的，但在科技上却是可喜的，所以人们总是相信“科学是我们的上帝”

，并对它说，“你虽然杀了我，我还是信任你”

。

[3]20世纪初年，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动，便是非理性主义作为科学主义的反动而大炽，其中杜里舒的生机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最具影响力。

前者根据每一个细胞均可发达成独立的生命整体这一生物学的最新发现，在强调“全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