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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人权法对缺席审判的容忍及其限度（第1页）

三、国际人权法对缺席审判的容忍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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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成立方式与途径各不相同，其与国际人权法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的特别法庭，其本身属于联合国的附属机构，理应受国际人权法的约束；国际刑事法院是在《罗马规约》的基础上成立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其与联合国之间无隶属关系，也不是《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文件的签署和加入方，故国际人权法不能对其产生直接的制约作用；塞拉利昂、黎巴嫩、柬埔寨等特别法庭则是由联合国与各国政府联合设立的混合型审判机构，既不隶属于联合国，也不隶属于各个国家，其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

尽管如此，作为审判国际犯罪，以保护人权和维护国际正义为己任的国际性审判组织，在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仍需遵循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要求，而不能以任意侵犯或践踏人权的方式去以暴制暴。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人权法的规定仍是评价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刑事司法活动正当性的基本价值标尺。

因此，考察国际人权法对于缺席审判的态度，对于审视、评价甚至完善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缺席审判制度，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对国际刑事法院及其他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深远影响作用，这里即针对这两部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人权法中的缺席审判问题进行考察和探究。

（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缺席审判问题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对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进行了规定，其中的（丁）项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

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

根据本项规定，被告人有审判时在场的权利，从前后文的内容来看，此项规定没有例外，即从《公约》中找不到缺席审判可以适用的空间。

但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并不认为此项规定绝对排除缺席审判的存在。

在1977年的孟班戈（Mbenge）诉扎伊尔案以及1996年的马拉奇（Maleki）诉意大利案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表明了其对缺席审判的立场。

孟班戈是扎伊尔人，1972年以前，他一直是扎伊尔沙巴地区的政府首脑。

1972年孟班戈因为反对外国元首案件而被判处一年监禁，同时被解除政府职务。

1974年3月，孟班戈声称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离开扎伊尔，定居于布鲁塞尔，比利时政府给予其政治难民的身份。

1977年和1978年，孟班戈因被指控参与侵略沙巴省而两次被扎伊尔法院缺席判处死刑。

随后扎伊尔总统不顾孟班戈代理人的赦免申请而将其全部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没收国有。

1977年9月，孟班戈向人权事务委员会递交申请，要求对其死刑判决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在申请书中，孟班戈称他是通过媒体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消息，扎伊尔的审判机构既没有通知他出庭也没有允许他自行辩护或者委托律师进行辩护，自己甚至没有收到判处死刑的通知。

因此，他认为扎伊尔的审判违反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的规定。

1979年4月29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此案作出了裁决，认为公约第14条第3款（丁）项的规定并不能被解释为不问被告人缺席的原因而一概禁止任何情况下的缺席审判，事实上，缺席审判在某些时候、在司法利益有需要的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比如被指控人事先被及时通知了审判事宜但却拒绝出庭。

无论如何，欲切实保障被告人的第14条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按照本条（甲）项的要求，向被告人事先告知对他的指控和相应的程序。

缺席裁判要求必须采取足够的措施将审判的时间和地点事先告知被告人并要求其出庭，否则本条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根本无从实现，比如被告人将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不能自行辩护或者通过自己委托的律师进行辩护，也不能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其不利的证人相同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具体到本案，尽管扎伊尔司法当局在第一次审判前就知晓孟班戈的详细住址而且当时法院也发出了传票，但当事国没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已经采取足够措施将传票送达被告人，而且1978年的第二次审判的传票仅在开庭前三天发出，被告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

因此扎伊尔当局没有尊重孟班戈的第14条第3款的甲、乙、丁、戊规定的各项权利。

[1]

马拉奇是一名在伊朗和意大利之间跑长途运输的伊朗人。

1998年11月21日，意大利法院经过缺席审判认定马拉奇在意大利境内运输和贩卖毒品并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1989年10月16日，上诉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