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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其解决（第1页）

三、审前羁押与释放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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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巴案的上诉法庭对预审分庭裁决的否定，表面上看是从实体（即“情况有变”

）和程序（即“释放决定与释放附加条件、确定接收国家之间的关系”

）两个角度来进行，事实上均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作出审前释放裁定的前提条件究竟是什么？虽然《罗马规约》第60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审前释放的条件，即不存在第58条第1款所述的情况，但本巴案的上诉法庭明显扩大了审前释放裁定作出的前提条件。

这种扩大一方面增加了嫌疑人获得释放的难度；另一方面则将缔约国的合作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一）作出审前释放裁定的前提条件

根据上诉法庭的观点，欲作出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必须满足以下实体和程序等前提条件。

第一，案件具备《罗马规约》第58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证据条件，且不存在第2项所规定的羁押必要的情况。

如果案件属于羁押决定作出后，基于被羁押人的释放请求而进行的复议，则必须满足“情况有变”

从而使得羁押变得不再适当或者必要的条件。

这里的情况有变既可以是原来构成羁押基础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也可以是出现了新的情况使得法庭修改原有的羁押决定成为必要。

[1]在上述情况下，法庭应当有条件或者无条件释放被羁押人。

第二，如果法庭认为应当有条件释放被羁押人，则需依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119条的规定，在征求检察官、被害人、任何相关国家意见的基础上，选择一项或几项限制自由的条件。

第三，在征求相关国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接收释放嫌疑人的国家以及确定该国能够执行法院附加的各项释放条件。

只有在以上三个前提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法庭才能作出附条件的释放裁定。

由于《罗马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对释放裁定与附加释放条件、确定接收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本巴案的预审分庭与上诉法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方法：预审分庭认为可以先依据第60条第2、3款的规定作出释放嫌疑人的决定，然后再通过进一步的听证来决定释放需附加的条件以及接收被释放者的国家。

这样，上述第二、三项就不是决定释放的前提条件，而是释放决定作出后的附加问题。

因此，缔约国是否愿意与法院合作，是否能够接收嫌疑人并能够执行附加的释放条件，并不影响法庭作出释放决定。

但这种两步裁决的思路被上诉法庭明确否定，上诉法庭认为释放被羁押人的裁决只能有一个，即确定了附加的释放条件以及愿意接收被释放者国家的释放决定。

如果没有国家愿意接收拟被释放的嫌疑人，则不能作出释放决定。

上述两种思路仅从理论上难以判断孰是孰非，但如果从释放裁定的实际执行效果角度出发，预审分庭的思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法庭作出释放决定，但之后却找不到愿意接收被释放人的国家，那么该决定最终会因无法执行而失效。

这无疑会使国际刑事法院陷入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其裁判的权威性会大打折扣。

上诉法庭的思路则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如果没有接收国，法庭还可以作出继续羁押嫌疑人的决定。

但这一思路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将缔约国的合作提升为嫌疑人能否得到释放的前提条件，从而使缔约国的态度成为左右嫌疑人能否获得释放的关键因素，这显然对被羁押的嫌疑人不公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权；另一方面，在缔约国不太愿意接收嫌疑人的情况下，由于法庭可以径行决定羁押嫌疑人，从而怠于进行与相关缔约国之间的沟通和协商工作，大大降低被羁押人获得释放的可能性。

相反，在预审分庭的思路之下，在作出释放决定之后，为防止该决定不能执行，法庭会积极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和协商，以寻求这些国家履行合作义务。

两相比较，反而是预审分庭的思路更符合国际人权法的要求，更有利于被羁押人获得释放。

总之，二者各有利弊，但均不是解决审前释放问题的理想方案。

实际上，无论是预审分庭的两步裁决思路还是上诉法庭的唯一裁决思路，其能否扬长避短的关键均在于缔约国的合作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