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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腐败犯罪中的特殊侦查手段以内地和澳门特区为主要视角的分析（第1页）

论反腐败犯罪中的特殊侦查手段——以内地和澳门特区为主要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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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琳琳[1]

如何有效打击腐败犯罪是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共同面对的难题。

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这类案件的侦办通常比较棘手，尤其是在取证方面，传统方式难以奏效，各地也在尝试运用特殊侦查手段来获取证据。

这样固然有利于取证和打击犯罪，但有侵犯人权之虞；而且这四个地区的具体法律规定也存在差异。

因此，当腐败犯罪遭遇跨区际问题时，特殊侦查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以及通过这类手段获取的证据是否在域外具有证据能力，则是亟须加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有关国际公约出发，主要结合内地和澳门特区的具体立法和司法实践来探索解决之道。

一、腐败犯罪和国际公约

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同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进行了签署；2005年10月27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正式批准加入。

2006年2月12日，这一公约在国际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

中央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3条、《澳门基本法》第138条的相关规定，在咨询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将公约适用于港、澳特别行政区。

鉴于腐败犯罪的自身特点和实践需要，《公约》允许缔约国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其认为适当时使用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获取的证据。

为了保障人权，该公约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一）腐败犯罪侦办之难

腐败犯罪具有高智能性、高隐秘性等特点，司法实践中若只运用常规侦查手段很难获得有效证据，因此，侦查活动的技术性不得不随之提高。

腐败犯罪案件侦办之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现难

与一般的犯罪不同，腐败犯罪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因而侦查机关难以通过报案、控告等传统、被动的方式启动追诉程序。

且这类犯罪的主体一般占据一定职位，社会关系网复杂，背景深，表面从事正当工作，犯罪方式比较隐蔽，即使周围人也无法及时察觉。

2.取证难

腐败犯罪中，如贿赂罪等，多在封闭空间内“一对一”

进行，如果双方守口如瓶，侦查机关很难获取其他证据。

且这类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通常比较强，一旦公开取证，容易打草惊蛇，反而会加大侦查的难度。

3.追缉追缴难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犯罪跨区际现象日益常见，腐败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逃往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至境外等方式，以逃避法律追究。

根据央行《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2]由于各地法律的差异，追缉追缴不易，单靠一地的侦查力量显然难以发挥作用。

（二）国际公约中的特殊侦查

1999年12月17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0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在其本国法律基本原则许可的情况下视可能并根据本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当局在其境内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并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或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以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犯罪。”

《公约》第50条（特殊侦查手段）规定：“一、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二、为侦查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鼓励缔约国在必要情况下为在国际一级合作时使用这类特殊侦查手段而缔结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者安排。

这类协定或者安排的缔结和实施应当充分遵循各国主权平等原则，执行时应当严格遵守这类协定或者安排的条款。

三、在无本条第二款所述协定或者安排的情况下，关于在国际一级使用这种特殊侦查手段的决定，应当在个案基础上作出，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到有关缔约国就行使管辖权所达成的财务安排或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