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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政治判断力与伦理——教化伦理学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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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与文化中的趣味问题
在康德的美学之前,趣味问题一直是政治与文化的判断力问题,也一直是古典政治传统的核心问题。
趣味不是私人性的,而属于公共空间。
趣味从公共空间进入私人空间,从公共的判断变成私人的偏好,与现代社会中公共空间的衰落密切相关。
如何使公民具有良好的政治趣味,在古典政治中意味着教化出色的人,使他们能够塑造出伟大的文化。
在当今的政治教育中,政治趣味的问题完全被忽视。
我们的公民教育集中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上,但却不能从塑造伟大文化的意义上教化公民。
尤其是在同质性的大众社会中,文化被看作消费产品,娱乐与消闲、政治趣味被当作完全私人的事情,其培养被交给大众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1958年在一次关于文化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阿伦特的论文《文化与政治》(后来她将其翻译成英文,即《文化的危机》)就指向政治与文化中的趣味问题。
[41]阿伦特解释了西塞罗的“灵魂的教化”
(imi),它源自古希腊的教化(paideia),指和技艺制作相反的人文教化。
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化摆脱了消费-使用的过程,与人的必需生存相对。
文化和政治一样具有公共性,在公共空间中呈现,这种公共性体现在人们去看护和照看美的现象构成的世界。
文化不是在艺术层面而言,而是指公共空间中的呈现。
在希腊艺术作品的创造者不具有公民身份,在罗马艺术创造者被等同于工匠,都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制造活动意味着从无到有的生产性活动,制造过程是以最终的产品为目的。
制造活动(homofaber)不属于公共空间的行动,不具有公共性。
但文化不同于艺术,文化的特征是呈现美,当艺术作品一旦被呈现出来,被赞美,被回忆,它就具有公共的意义。
在此意义上,文化与政治的本质相同,政治就是要不断塑造和呈现伟大的文化,不断言说这种伟大,从而产生伟大的行动。
阿伦特看到,西塞罗的“灵魂教化”
(imi)展现了古典人文传统中对趣味的教化。
在西塞罗看来,最自由的人不是那些从事生产制造活动者,而是受到良好的自由教育、具有高贵的趣味和出色的判断力的人。
判断力高于真理,它并非属于某一专门领域,而是超越各个领域之上的趣味。
但是,阿伦特探讨趣味的公共性,却没有深究这种对趣味的教化如何可能,它的公共性如何产生,在从古典传统转到康德美学中的判断力问题之后,这些问题完全被搁置起来。
西塞罗的“人文精神”
(humanitas)表明,罗马文化本身受到希腊文化的教化。
当时接受贵族教育的人接受的都是希腊的文化方式。
这种教化是对德性的教化,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大众教育,而是要培育出色的德性。
西塞罗用“de”
形容这种德性,它不仅指高贵,而且指美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
建立在趣味基础上的文化,是愉悦的的美感文化,而不是沉思的罪感文化。
西塞罗看到,趣味文化的友爱与交往,只有在公共的空间中才能产生。
[42]西塞罗创立的古典人文传统表明,受到自由教育者(artesliberals)才能被称作真正的人(homohumanus),而受到鄙俗教育者(artessordidae)则被称作没有文化的人(homobarbarus)。
这种古典人文教化重视的不是要创造多少财富,不是也不是创造多少价值,没有功利性的产出评定,而是重视如何过一种属于人的高贵的生活,如何熏陶高尚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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