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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制度性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第1页）

第三节制度性的公共领域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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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对现代社会与政治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但它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比较模糊，而且它并不是从规范的现代民主政治本身寻求出路。

对于当代共同体主义者来说，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它有助于回答民主社会中的集体认同和团结问题，比如公民如何在市场和国家权力之外产生政治交往，如何在自由和平等的共同体中承担政治责任。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一方面受到阿伦特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影响。

我们将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探讨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

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中说，他对实践哲学复兴的看法主要来自伽达默尔和阿伦特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实践的重新阐释。

阿伦特从语言的层面阐释行动，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思想。

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概念直接激发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

出版于1962年的《公共性的结构转型》是对1958年阿伦特的《人的条件》的回应。

[26]但哈贝马斯的问题与阿伦特并不相同。

哈贝马斯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研究”

，他所考察的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公共性，论证的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问题。

哈贝马斯对阿伦特的交往权力概念给予很高评价，交往权力产生于主体间交往性的言说和行动，它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主体理论和目的论的缺陷。

但交往权力本身是动态和高度审美性的，如何能够维系公共空间的存在？阿伦特的理论坚守古典与现代的界限，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因此无法适用于现代政治。

哈贝马斯尤其批判了阿伦特将政治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对立的思想。

他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概念是要回答如何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现代民主理论、论证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的问题。

一、理性化与交往理性的行动

哈贝马斯整个思想的基础在于交往行动理论。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对其老师的立场持批判态度。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秉承卢卡奇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传统，韦伯对现代性的绝望影响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他们认为只有艺术性的审美生活，才能构成对现代性体制的反叛。

经历过1968年学生运动的哈贝马斯，并不赞同他的老师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观点，一种非理性的艺术或革命的生活不仅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理性，而且也没有涉及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的背景在于，他认为对现代社会进行整体的批判，而不承认其积极的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批判存在危险，它和新保守主义，以及受尼采和海德格尔影响的后现代主义一样，导致了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政治审美化倾向。

[27]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左派的革命主张，重扬理性的旗帜，主张通过完善社会的理性和个体的理性，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危机。

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的出发点是对韦伯的理性化命题的批判。

在他看来，韦伯正确地提出现代社会是不断理性化的进程，经济上的市场体制、政治上的官僚体制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理性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个人不同于传统共同体社会中的个人，而是成为社会性的、自主性的个人。

韦伯的目的理性是对启蒙传统中理性进步的肯定。

[28]对启蒙与理性之间的肯定构成哈贝马斯社会理性理论的前提。

他对韦伯的理解更多受到帕森斯的影响，而没有深入涉及韦伯的政治哲学。

韦伯对启蒙与理性之间的线性进步持怀疑的态度。

他甚至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的体制并不是培养了自主的理性的个人，而是从根本上削弱了理性的个人生活的社会基础。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概念首先基于对韦伯手段-目的理性的批判。

韦伯的行动概念是个人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是独白形式的目的论的行动。

这种个体行动没有在具体的情境中考虑他人，也缺乏反思精神。

交往理性行动是对手段-目的理性行动的克服。